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陈翱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21:51:39 浏览: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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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陈翱 周志刚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仅有12条，而这个证据规定却有83条，极大丰富了民事审判的证据规则。《民事证据规定》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一年多了。从一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其在指导当事人及时正确举证和促进法官准确合理认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规定确立了许多全新的证据制度，而传统的法律思维、诉讼模式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加上规定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限，在实施中遇到了若干问题，急待探讨和完善。
一、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举证责任分配方面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即：“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诉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比《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列举的五项，增加了三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疑难的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也作出了举证责任分配。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上述这些规定，在指导法官正确分配举证责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具体案件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除《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举证责任分配已有明确规定以及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和事实免证外，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的规定执行。然而，该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差，增加了法官贯彻执行的难度。为了弥补缺陷，《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一规定赋予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的自由裁量权（或可称举证责任的分配权），在民事诉讼中，哪些层级的人民法院拥有举证责任分配权，应当于何时作出分配，能否作出举证责任倒置的决定，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等没有进一步作出规定。
（二）举证期限方面
过去，当事人往往利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庭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或者在一审时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才提出证据，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情况，严重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人民法院大量重复劳动，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妨碍审判效率的提高。《民事诉讼法》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各个阶段均可提出证据。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确定了“举证期限制度”：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或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关于举证期限所作的规定，旨在克服“以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存在的弊端，加强法院对民事诉讼的管理程度，提高审判效率。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如果认为需要质证，唯一的方式，是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对方当事人对逾期提供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人不遵守诉讼规定不满，以及利益上的对立，一般都不会同意。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十三条明确了：“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从审判实践看，当事人一般都未申请延期举证，由于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即使证据对案件处理结果确有重大影响，一审又不能采信，只能作出错误裁判。
（三）证据材料交换方面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确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庭前证据交换的目的在于，在诉讼机会平等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双方收集证据证明其主张，明确争执焦点或形成争点本身，以便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进行充分的辩论。尽管从理论上说，法官可以不限于通过一次庭审了解案情，但在现代民事诉讼量剧增而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条件下，对于据于作出裁判的庭审提出了更高的效率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庭前证据交换显得尤为重要。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法官迅速、准确地把握案情，使其裁判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而且对于提高庭审的效率，加强司法审判资源的合理利用无疑大有裨益，促使案件繁简分流、纠纷解决多元化。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在证据材料交换阶段，举证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诉讼技巧，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代理人（以被告方为多）在举证期满前到法院要求查看对方的证据，其主要目的是为自己举证作准备。有的当事人千方百计地推迟举证，甚至在举证期限的最后一天才提供己方的证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而对单方查阅证据没有规定。可以这样理解，《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单方查阅证据是持否定态度的，想用庭前交换证据的方式取代单方查阅证据。单方查阅证据，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等的证据交换，对另一方当事人是不利的。从审判实践看，有的被告代理人在查阅原告提供的证据后，在举证期限的最后一天才提出一些证据，让原告方措手不及。如果法官拒绝其查看证据，则被告的代理人可能提出异议，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而且还存在着一部分案件并不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情况，此时一方当事人能否事先查看对方的证据，现行法律规定也不明确。
（四）证人出庭作证方面
民事诉讼法及以后相应的司法解释，对证人出庭作证规定得比较笼统，关于证人出庭作证或不出庭作证的一些问题不明确，难以操作。《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第五十三条至第五十八专门作了规定，明确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效力。如果证人是由一方当事人所提供，该证人又不能出庭作证，在证据效力上，该种证言只能作为一种传闻来看待，其证明效力远远弱于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还明确了：“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首先，相当数量的证人拒绝作证，一些证人虽不拒绝作证，但是却拒绝出庭作证。在庭审中，法官对不出庭证人的证言，只好宣读，对证人的质疑和盘问难以进行，合议庭无法了解证人证言的产生过程，证人作证时所处的环境和心态以及证人作证过程中是否受到威胁或贿买等情况，无法当庭查证属实，使得证人证言作为证据采用的可信度降低。其次，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证人出庭通知书往往由法官委托申请证人出庭的一方当事人代为送达，并由其直接预付作证费用给证人。实际上形成了申请的一方与证人同行、同住、同吃的情况，从感情上说，存在影响如实作证的可能性。由于《民事证据规定》对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规定以及违背这些义务所应给予的强制性制裁措施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不能很好地贯彻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谨慎行使举证责任承担的分配权。多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和强调下，各级法院的法官通过各种途径进修法律专科、本科、研究生，法官的文化素质在迅速提高。近年来，由于法官法的修改，法院严把进人关，进入法院工作的人才素质都高。总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基本能够胜任举证责任的分配权。如果对层级低的人民法院的法官素质持怀疑态度，反对层次低的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权，一旦出现疑难案由的案件，只有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将会导致时间过份迟延，增大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占相当大的比例是让地方人民法院试行摸索一段时间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作出的解释。因此，否定地方人民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权，将会脱离现实。对于需要法院对举证责任承担作出分配的案件，应于何时作出举证责任担的分配，有的法官主张在诉讼过程中，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材料后才进行。理由是，立案部门仅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诉状和初步的证据材料立案，仅对形式方面审查，确定的案由不一定准确。在这一阶段，不一定需要法官对举证责任作出分配。而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当事人提交了一定的证据材料，法官能够归纳出准确的案由，此时的举证责任确需法官自由分配时才进行。而笔者主张，在填发《举证通知书》前应作出分配。如果担心案由不准，先进行举证，会大大超越举证时限，降低审判效率。况且，没有对举证责任承担作出分配，双方当事人各应举出哪些方面的证据材料一片盲然，不利于积极举证。在填发《举证通知书》前，根据诉状，仅有的初步证据材料，并结合法官的审判经验复核校正案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案由认定后确有必要的，接着对举证责任承担作出分配，并列明在《举证通知书》里，对当事人各方应举出哪些方面的证据材料，一一列明。举证责任倒置，由法律、司法解释设定，法院应按法律、司法解释执行。但是，社会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新的案由时有出现。对出现新的案由，如有必要倒置举证责任的，消极地等待法律，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后才执行，显然不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笔者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出现此类新的案件类型需要法官确定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时，情形由合议庭讨论后，由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本院审判委员会尚不能决定的，可请示上一级法院指导。对于倒置举证责任的以外，可由承办法官提出，交由合议庭讨论，充分发挥集体智慧，避免遗漏举证事项，影响案件审判质量。
（二）对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赋予法官灵活的决定权。实践中有一定比例的民事案件不实行庭前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未申请延期举证，举证期限逾期后提交的证据材料，如按《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不组织质证，进而对决定案件胜败的证据材料该采信的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只能作出错误判决。当事人在二审、再审程序中提交未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导致改判或发回重审的，不视为一审错判。这一做法对于法院系统内容易理解和接受，但在法院系统外，难免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宣传解释，在一审法院管辖范围内的干部、群众都难以接受，始终认为一审法院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故意制造错案，对一审法院的不满情绪会越来越大，损害法院的威信，降低法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样做会导致当事人累诉，无疑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浪费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可以这样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外表是对逾期举证当事人的一种惩罚，内实为一审法院制造不小的压力。笔者认为，对逾期提交的的证据材料，如果凭借法官审查判断，不组织质证不会导致一审错判的，则应当执行《民事证据规定》；如果凭法官审查判断认为该证据事关重大，不质证可能导致一审错判的，则不能掉以轻心，不论当事人是否申请庭前交换证据材料，也不论法院是否依职权决定庭前交换证据材料，也不论当事人是否申请延期举证，也不论是否已开过庭，均应当决定开庭组织质证，确保案件的裁判质量。但是，可以在制度设计上让逾期提交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对这种不当行为起到一定的制止和惩罚作用。对逾期提交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人，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其一，对逾期提交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人胜诉的，让其承担本应由对方承担的诉讼费用；其二，对逾期提交证据材料而引起对方申请鉴定勘验等费用的，由逾期提交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其三，对方当事人因诉讼增加的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损失等，由逾期提交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三）有条件地允许当事人复制对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但在举证期限内，当事人是否申请庭前交换证据难以预测，对当事人分次提交的证据材料，举证期限届满以后提交的证据材料是否需要法官依职权决定庭前交换证据不能确定。而当事人如果要申请复制对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否准许不好确定。如果决定庭前交换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之前申请复制对方的提交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不应当允许，但按照效力层次更高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允许的。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绝大多数为被告及其代理人）只申请复制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而自己迟迟不提交证据材料，往往要在举证期届满前一天才提交，这有违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但如果一概拒绝，虽然做到了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有违背。笔者认为，应当允许一方当事人复制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过，对申请方多少该有一些限制。可以要求申请方提交了己方证据材料完成举证后，才允许其复制对方提交的证据材料。由法院预制一个空白文书，这个文书暂命名为“举证完毕报告书”，内容至少有：1、原、被告姓名及案由；2、于何时已提交完毕证据材料，以后不再提交证据材料；3、如果以后再提交证据材料，自愿承担法律责任。并由申请人签署“已阅知以上内容”和姓名。此外，一方当事人复制对方的证据材料后，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的证据材料，法官应当告知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查阅和复制，确有必要延期举证的，法院应当准许，以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四）排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干扰。出庭作证的证人，在经济、安全、相处关系等方面都有后顾之忧，对此应当从法律制度上全方位地解除证人的忧虑，排除干扰，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和如实作证。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人应当向法院预交相应的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超过半天的按1天计算，补偿范围为误工费、食宿费、交通费、通讯费、奖金损失费等。在《证人出庭通知书》上，要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地点、天数、补偿范围和兑现时间，并保证按时足额兑现。《证人出庭通知书》应当由法院直接送达或者委托基层人民派出所及村社组织代为送达，条件不具备的，可以邮寄送达，杜绝由申请人转送。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当事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地处山区农村的基层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文化素质和法律知识较差的占了相当的比例，尽管法官反复告知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提交材料的要求，但是，最终提交的材料符合要求的不多。启动证人出庭作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二是法院依职权。但有的案卷反应不出是什么方式启动的。笔者建议，为了减小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难度，提高审判效率，并有利于预算和预收证人出庭作证费用，可以由法院预制两份空白填充式诉讼文书，一份为“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另一份为“出庭作证证人名单”。“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的内容可以考虑设定为“××县人民法院：关于原告××与被告×××（案由××××一案，申请人×××作为×告一方，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附证人名单）。申请人×××，××年××月××日”。“出庭作证证人名单”至少应包括以下项目：“证人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或者年龄，智力状况，精神状况，通讯号码，住址”，以便法院对证人情况进行审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与“出庭作证证人名单”可安排在一张纸上，由当事人填写好后，交给法院。此外，为给出庭证人提供相关的保障，审判实践中如果发生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的，司法部门应当迅速侦查，及时处理。急待有权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标准和安全保证等方面作出规定，对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以及违背这些义务所应给予的制裁措施也应尽快立法，加以明确，以便实践中执行。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8314319536
电子邮箱：gxrmfy_536@163.com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已于2003年9月18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5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颁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郑斯林
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一条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授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在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童工。
前款所列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
第三条 一次性赔偿包括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在治疗期间的费用和一次性赔偿金，一次性赔偿金数额应当在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死亡或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后确定。
劳动能力鉴定按属地原则由单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理。劳动能力鉴定费用由伤亡职工或者童工所在单位支付。
第四条 职工或童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劳动能力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及所需的交通费等费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全部由伤残职工或童工所在单位支付。
第五条 一次性赔偿金按以下标准支付：
一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6倍，二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4倍，三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2倍，四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0倍，五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8倍，六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6倍，七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4倍，八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3倍，九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2倍，十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倍。
第六条 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死亡的，按赔偿基数的1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赔偿基数，是指单位所在地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
第八条 单位拒不支付一次性赔偿的，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经查证属实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
第九条 伤残职工或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04年l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并非所有商标抢注行为都是恶意、非法的。在注册主义商标权制度下，商标法一定程度上是鼓励商标抢注的。为了平衡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人与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商标法在禁止抢注行为时，不应过问抢注者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而应当规定只有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时，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抢注。为了保护既有使用事实和利益，应赋予在先使用者在先使用抗辩权。为了防止混淆，应当强制性对在先使用者课以附加适当区别性标记的义务。为此，应当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之规定，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当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商标抢注现象时有发生，学者们对此大多持批判态度。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多年来，商标抢注一直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难题。商标抢注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商标法律制度存在缺陷，使得抢注者有机可乘。因此，为了有效遏制商标抢注现象的发生，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律制度”。[1]有的学者则明确反对“善意抢注”，认为抢注都是恶意的。[2]有的学者认为，商标抢注属于不当注册行为，会妨碍他人行使合法权益，并且不符合经济转型的大背景。[3]还有学者认为，商标抢注行为是窃取他人财产权利的一种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具有主观恶意的行为。商标抢注在对原权利人造成困扰，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给商标审查机构带来巨大压力。防范并有效制止商标抢注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4]等等。但是，在这众口一词的批判声中也有例外。例如，曹新明教授以“樊记”商标抢注为例，研究了商标抢注的正当性。他认为，应当以合法性和诚实性为标准判断商标抢注是否存在正当性，在商标抢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侵犯他人合法在先权利时，商标抢注没有正当性。[5]纵观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归结为一点，即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究竟应该如何划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拟对学界主流的批判观点进行反思，并在借鉴日本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进行重新划定，以期对我国商标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商标抢注批判之批判
关于商标抢注的含义，理论界存在多种观点。其实，商标抢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标抢注是指未经在先权益人许可，将其享有财产权益或者人身权益的标识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狭义的商标抢注则是指未经在先商业标识使用者许可，将其商业标识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由于广义的商标抢注如将他人著作物、享有专利权的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或者姓名抢注为商标，可以分别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或者侵权责任法、民法进行规定，[6]因此在商标法领域谈论商标抢注通常是指狭义的商标抢注而言。狭义商标抢注的标识主要包括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商号、域名。[7]本文所指的商标抢注特指狭义商标抢注中未经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使用者同意，将其商标申请注册的行为。
从现有文献看，对商标抢注进行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观点：只要抢注就是恶意的或者非法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存在以下重大误识：
１．严重误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之规定。《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规定：“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使不对《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进行任何立法论上的评价，认为只要抢注就是恶意或者非法的观点也不符合文义解释的逻辑。按照《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规定，只有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时，抢注行为才违法。据此，从法解释学角度看，至少三种抢注行为合法：一是以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善意抢注知名商标；二是以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但没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善意抢注未知名商标；三是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但没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非善意抢注未知名商标。当然，如果不考虑《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立法上的缺陷，而将其规定的在先使用未注册知名商标理解为仅仅能够阻止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的注册，则将与其近似的标识在非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进行抢注也会变得合法。由此可见，不问具体情况，绝对否定商标抢注的观点并不符合《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之规定。
２．完全误解了商标权注册制度实行的先申请原则之本质。由于公示效果以及为确保权利使用方面的安全性，商标权注册制度几乎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商标法所采纳。而采取商标权注册制度的国家，在商标权的获得上又基本实行先申请原则。按该原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申请注册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对先申请者给予优先权保护。先申请原则有点类似于物权法中的先占原则，将商标取得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谁先占，谁先得。与先占不同的是，先占的物必须是无主物，而抢注为商标的标识存在权益主体，但商标法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使商业标识尽其所用，作为公共政策选择，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抢注，而且不论抢注者是否具备主观恶意。可以说，商标权注册制度采取的先申请原则，本质上是鼓励商标抢注的。那种动辄认为商标抢注恶意、非法的观点完全不了解商标权注册制度实行的先申请原则之本质。
３．与商标法立法目的不符。商标法之所以鼓励商标注册，保护商标权，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产业发展。关于这一点，《日本商标法》第１条规定得非常清楚：“本法目的在于通过保护商标，以维护商标使用者业务上的信用，促进产业的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商标法》第１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但是，如果抽掉其中带有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内容，也可看出其立法目的最终仍然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了实现该目的，立法者经过精心的利益考量，采取的措施之一即在商标权的取得方面实行先申请原则，鼓励市场主体抢先注册最有利于自己的商标，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排他权，并在此基础上安心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打造自己的商标，扩大营业规模及地域范围，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很显然，至少立法者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相比怠于申请商标注册的市场主体，从对产业的贡献度来看，积极抢注商标的市场主体更能促进产业的发展。
相反，如果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商标抢注，则意味着任何商业标识的使用者，无论营业规模及地域范围有多大，都可以阻止他人进行商标注册，从而严重妨碍他人申请商标注册和使用的自由，极大阻碍产业的发展，影响消费者利益。
当然，诸如抢注商标进行囤积而不使用或者被抢注者营业规模更大、地域范围更广、对产业发挥了更大促进作用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商标抢注恶意、非法论者认为先申请原则鼓励商标抢注从而违背商标法的立法目的，这是杞人忧天。这是因为：首先，针对纯粹的商标囤积现象，《商标法》第４４条第４款规定了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从而大大减少了只抢注而不使用的囤积现象。其次，按照《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３１条后半句的规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抢注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的。如果真的出现了在先使用商标知名度高、对产业发展贡献大的情况，则该在先使用商标完全可以阻止他人在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抢注；如果达到了驰名程度，则可以阻止他人在所有容易产生联想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进行抢注。
４．完全不了解商标权的属地性。商标权和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一样具有属地性，即按照某国法律获得的商标权，只在该国法域内受保护。按照该原则，我国商标要在其他国家受保护，就必须按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集中申请国际注册，或者分别在其他国家申请注册。我国历史悠久，驰名商标甚多，因此经常在国外遭抢注。[8]商标抢注批判论者对此常常愤愤不平，对抢注者和抢注国进行严厉批判。此种观点完全与商标权的属地性相违背。按照商标权属地性原则，如果某个商标未在某个国家申请注册，也未在某个国家进行使用，则该国没有任何保护义务，完全可以抢注。我国众多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完全是商标权人自己权利意识淡薄、不了解商标权国际保护制度造成的结果，不能归咎于商标抢注本身。
综上所述，一概否定商标抢注的观点既未透彻理解商标权注册制度的本质和商标权的属地性，也不符合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与《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的规定不符，是不可取的片面观点。笔者认为，在商标法恰当划定了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后，对法律界限外的在先使用商标是完全可以抢注的。
二、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日本的立法经验
笔者虽然不赞成全盘否定商标抢注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绝对肯定商标抢注。如前所述，商标法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产业发展。为了实现该目的，商标法必须对已经使用并且凝聚了较高程度信用、促进了产业发展的现有标识进行保护，从而划定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在这方面，日本商标法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按照《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第３款规定，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某个商标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表示已经被需要者广泛认知，则他人不得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就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申请注册或者使用。据此，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具备以下三个要件时，他人不得进行抢注和使用。
１．在日本需要者之间被广泛知悉。某个商标通过使用如果已经达到被日本需要者广泛知悉的知名程度，则可以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抢注。所谓需要者，既包括最终消费者，也包括中间层次的交易者。从地域范围看，日本特许厅的审查基准只要求在某个地域范围内知名即可，无须被日本全国范围内的需要者广泛知悉。但是，从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１９８３年对具有重大影响的“ＤＣＣ案”[9]的判决看，对地域范围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在该案中，日本大和公司使用的商标“ＤＣＣ”在日本广岛县已达２３年之久，并且在该县境内具有相当知名度。上岛咖啡公司未经许可，将“ＤＣＣ”申请为注册商标。大和公司请求宣告上岛咖啡公司的商标注册无效。但是，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认为，考虑到商品流通、广告、媒体宣传状况，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至少在他人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应该在日本全国主要商业圈的同种商品经营者之间达到相当的知悉程度，至少不应当限于一个县内，而应当在超过相邻数县的相当地域范围内，达到至少一半以上的同种商品经营者知悉的程度，才能被认定为知名商标，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注册和使用。上岛咖啡公司的商标最终维持了注册的有效性。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实际是要求在先使用的商标应当达到我国所说的驰名商标程度时，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注册和使用。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的此种观点在日本很有市场，较多日本学者都持此种观点。日本著名商标法专家涉谷达纪认为，考虑到日本特许厅的审查能力不强以及很多人不愿意申请商标注册的事实，应当要求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在相当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被需要者知悉，而不应当限定于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10]日本另一位著名商标法专家纲野诚先生也持相同见解。[11]此外，日本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田村善之先生也认为，如果将《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要求的地域范围限定于狭小地域范围内，不仅会对该地域的其他人，而且会对其他地域的其他人的商标使用造成一定影响。[12]
从相关公众的范围来看，日本特许厅的审查实务并不要求最终消费者广泛知悉，中间层次的交易者广泛知悉亦可。[13]但是，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要求至少半数以上的需要者知悉，[14]部分学者则要求绝大部分需要者知悉。[15]此外，日本学者还认为，在认定商标的知名性时，还必须考虑该商标所使用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本身的性质以及交易的具体状况，不能一刀切。例如，价格昂贵的机械与日本杂货、全国流通的商品与地方特产，由于流通途径、范围、广告宣传方法等不同，需要者也不一样，因此在认定商标知名性时，必须加以区别对待。[16]
２．商品和商标具有同一性或者类似性。知名商标能够阻止抢注的范围只限于相同或者类似范围内，即他人只有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将与知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时，知名商标才具有阻止他人申请注册和使用的效力。
３．商标的知名性必须在抢注者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获得。《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３项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由上可见，在日本，不具备以上要件的商标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抢先注册，更不能阻止他人在非类似范围内抢先注册，除非违反了《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５项的禁止性规定（与他人业务所属商品或者服务产生混淆之虞的商标）。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在规定不得抢注在先使用知名商标时，并没有明确限定抢注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或者不得有主观恶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抢注者主观上善意或者采用正当手段时就可以抢注。《日本商标法》第４７条在规定可以请求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除斥期间时，通过括号方式规定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抢注他人知名商标的，可以不受５年时间的限制。从法解释学角度看，该条意味着没有不正当竞争目的抢注他人知名商标时，被抢注者请求宣告无效受５年除斥期间限制，５年之后才不得再请求宣告其无效。由此可见，日本商标法对符合上述要件的知名商标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护态度，即不问抢注者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主观上是否具备恶意，只要抢注的商标符合知名性要求，并且标识相同或近似，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相同或者类似，他人就不得抢注，否则就是非法的。
日本商标法并没有停留在规定知名商标可以阻止他人抢注上。在某个标识达到上述要求的知名度之前，抢注者将相同或者近似标识在类似范围内注册后，往往反过来控告商标先使用者侵害其商标权，试图对其行使差止请求权。例如，在上述“ＤＣＣ案”中，上岛咖啡在获得商标注册后，就反过来控告大和公司侵害其商标权，要求大和公司停止使用“ＤＣＣ”标识。[17]为了保护既有使用事实和利益，防止混淆，《日本商标法》第３２条规定，先使用者先使用的商标只要具备有限的知名度，[18]并附加防止混淆的区别性标记时，可以继续在原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先使用者的业务承继者同样拥有这种使用权。这样就很好地平衡了商标抢注者与商标先使用者之间的利益，达到了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
三、我国商标抢注法律界限的缺陷及重新划定
（一）我国现有商标抢注法律界限的缺陷
我国商标法事实上也规定了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这具体体现在《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和《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的规定上。《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禁止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在类似范围内进行抢注和使用。按照该款规定，不管抢注者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只要其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则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据此，如果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构成驰名商标，抢注者的商标以及商品和在先使用的未注册驰名商标及其标注的商品相同或者类似，则他人不得抢注。可见，该款规定与《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的立法思路是完全相同的，既考虑了商标法促进产业进步的立法目的，也兼顾了他人选择和使用商标的自由以及我国采取商标权注册制度一定程度上鼓励商标抢注的本质。唯一不同的是，《商标法》未能在第１３条第１款的基础上赋予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者抗辩权，以对抗抢注者抢注成功后反过来控告在先使用者侵害其商标权，这将导致实践中大量的被抢注者陷入侵权状态。应该说，这是《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时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
《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的缺陷之二是，没有规定在先使用者应当承担的附加区别性标记、防止混淆的义务。这个缺陷与第一个缺陷相关。由于《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没有赋予在先使用者抗辩权，在他人抢注后，在先使用者继续使用行为将构成侵权，也就毫无必要再强加给其附加区别性标记、防止混淆的义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