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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精神损害赔偿/谌爱群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7:13:30  浏览:835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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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精神损害赔偿

内容摘要:近年来,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物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也是对我国相关法律和法

规进行反思性检讨的研究课题。确立并完善精神损害制度,是出自维护权利的需要,也是权利人维护自身精神利益的必然前提。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可操作性规定显得不具体、不明确、不完善。笔者就该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关键词: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对象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因素 精神损害数额赔偿的评算方法

损害赔偿是对因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的民事法律制度,由于侵权行为的对象不同,损害赔偿可以分为三类:一、对财产的损害赔偿;二、对人身的损害赔偿;三、对精神损害的赔偿。经过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虽然在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善,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司法实践中也因此对该问题的处理上出现较大差异。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精神损害赔偿某些方面做一下补充和探讨。

一、精神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界定
精神损害是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起点,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概念,它的准确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能否赔偿?赔偿的范围是在哪里?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也有助于司法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正义,更好地更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精神损害的这一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均没有做出明确界定,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则仅仅提出了这一概念,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解释。但是,精神损害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学说。广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 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自然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 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自然人的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 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指自然人和法人的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 和身份利益)遭受侵害。如名誉受到毁损、荣誉权受到侵害等。狭义学说认为精神损害 就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上、心理上的损害。也就是说因自然人 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使其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这些不良情绪,在学术上统称为精神痛苦。狭义学说的观点使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概念,所以,狭义学说认为法人是没有精神痛苦的,因而不存 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而广义学说认为法人虽无精神痛苦,但也有精神损害。这两种学说尽管都不无道理,但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广义学说对精神损害的涵义理解更为准确 、更为科学,更加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符合现代侵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加有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权利就有救济。当我们合法的权利遭到侵害,我们必须寻找相关的途径进行有效的救济。精神被损害,民事权利受到侵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是相当重要的,这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人权,就是捍卫我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就是为我们的权利提供有力的救济。目前,随着“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屡屡见诸报端,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逐渐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晰的法律条文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做出准确地定位,在学术界也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这为一些不良分子侵害他人合法权利提供了便利条件,对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制造了一些障碍,不利于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因此,笔者强烈呼吁各界认识统一看法,达成一致意见,以便早日在法律中准确界定精神损害赔偿。经过对法学界前辈们成果的认真学习与刻苦研究,在综合各学者们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之上,笔者觉得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界定为:民事主体因人身侵权行为直接诱发或其他侵权行为间接诱发,致使受害人受到不法侵害,从而导致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不法侵害人采取非财产方式(主要指这四种方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无法达到起维权效果时,由不法侵害人对受害人的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实行金钱赔偿的民事责任救济手段。
对于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笔者仅仅只是尝试做一点研究探讨,希望这两者概念的界定能准确,强烈期望立法界早日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明确精神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以便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
1、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
(1)、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的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即指因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并可依法获得精神赔偿的受害人,也即精神赔偿的权利人。根据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既可以是受害者本人,也可以是受害者的近亲属。但在确定精神赔偿的权利人时,只能是固定的单项选择,而不能随意选择或双项选择。即受害者未死亡的权利人为受害人本人,受害人死亡的,权利人为受害人的近亲属。这样规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一下,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一是当受害者死亡精神赔偿权利人为其近亲属时,权利人和受害者是否一致?二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权利人和受害者一致即属同一人,那么又如何对待因侵权行为致残的人的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因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称之为直接受害人,因直接受害人的损害而引起精神损害的姑且称之为间接受害人。 间接受害人即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根据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既然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不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其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家庭关系,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家庭里的,而家庭就会有亲情的存在。因此,一般情况下有直接受害人就会有间接受害人。那么,当直接受害人死亡后,作为权利人的间接受害人其行使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到底是自己的权利还是直接受害人的权利呢?由于精神不能直接转化为财产,它与生命息息相关,生命结束了,精神也随之消失,这样就不需要任何手段来加以保护。同时,法律中对侵权致人死亡的给予一定的死亡赔偿金,实质上是对受害人死亡的安抚费。它不是安抚死者,死者因死亡而无须安抚;它是安抚生者,是对生者因受害人死亡承受悲伤痛苦的安抚或精神补偿。所以,间接受害人行使的应该是自己的权利,是对自己的精神损害进行保护。既然直接害人死亡后,间接受害人可对自己的精神损害行使索赔权,那么,在直接受害者致残时,如何对待间接受害人的精神索赔权呢?不容否定,直接受害者致残时会给间接受害者带来精神损害,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例如直接受害者高度残疾,面目全非、生活不能自理)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程度不亚于直接受害者死亡时的精神损害。因此,对因直接受害者致残造成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法律也应给予保护。
(2)、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即指何种侵权损害情形下予以精神赔偿的问题。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已经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的确定,已经由原先的保护部分人身权和人格权扩展为保护人身权和人格利益,因为我国法律已经有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具体准确界定,所以本文将以该解释简单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颁布的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院《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四种情形:一是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二是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三是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四是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成员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是指赔偿精神损害的折价数额。人的精神和生命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平合理的赔偿数额是相当重要的。而要准确地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首先就要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可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学者、专家有不同的见解,这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难题。而且,在我国的立法中却是一片空白。笔者在考察各国情况、通过诸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原则应该是如下:

(一)抚慰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首先,要通过物质制裁加害人还受害人以公平和正义,抚慰其受到的创伤的身心。加害人的侵害,是对受害人无理索取和野蛮的践踏,其自身并没有陷入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困境中。法庭以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方式处罚,不以其侵权获得的利益和快感来衡量,也就体味不到自身错误的轻重。在这种情感体验下,加害人会无限制重复其行为,以寻求同样的快感和更大的利益。在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发生后,法庭判罚其相当数额的罚金,可使受害人意识到其行为非但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还会直接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失,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这种直接的、缘于其行为的物质损失,是将损害变通的转移回造成这一损害的负责人自身以应对损害的不良后果,这是社会对公平、公正的内在要求,是对受害人最深刻的抚慰。起抚慰作用的制裁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方能见效。
其次,精神损害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抚慰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物质条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和支付的,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换特定的损害,而是具有抚慰性,用以填补因损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损害,赔偿具体化就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是对人身权受损造成精神损害的民事救济手段,使受害人感情上的痛苦通过加害人的经济赔偿得到减轻或消除,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受害人在遭受侵害后,往往处于内外交困的弱势,仅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或侵害人的其他承担责任的方式,很难摆脱困境。而精神损害赔偿让受害人获得金钱,意在给予弱者一种补偿的快意和满足,对冲掉部分不良情绪。并以赔偿的金钱为支付手段,向医疗机构、商业部门寻求服务(如去医院治疗生理或心理上的病痛),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进一步消减精神痛苦、宣泄压力、抚慰心灵。精神损害赔偿通过这种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不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平和其心境,尽早的步入工作和生活的正常轨道。抚慰个人既是稳定社会。但这种抚慰的效果,必须要以足够的赔偿金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
(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有所限制原则;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有数限制原则又称对精神损害赔偿适当限制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在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时并非毫无限制。对于精神损害,可请求金钱赔偿。但是,因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抚慰性质的,这就决定了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时并非毫无限制。对于赔偿的数额应该有所限制的具体理由如下:首先,精神损害赔偿中的经济赔偿的本身并不是其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以财产的方式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补偿受害人数遭受的精神损害,抚慰受害人,从而有效遏制致害人再次加害他人的侵权行为。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内涵。其次,“人们对赔偿金额的合理期待也应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外的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案例不乏存在,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目前,我们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是很发达,公民的经济收入仍属偏低。如果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加以限制,一味满足受害人的要求,是脱离实际,而且难以执行。与此相反,精神赔偿数额过低,不但不能抚慰受害人的痛苦,实际上也起不到补偿作用,甚至连受害者的诉讼成本和求治费用都不能弥补。赔偿过少,也意味着对致害人的放纵,对其行为的肯定。因此,精神损失赔偿范围和数额只能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去考虑,要在对受害人有效抚慰、对致害人有力惩戒和双方实际生活水平中考量,从而划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从中选择一个相对的平衡点。

(三)法官自由裁量原则。

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中的基本含义是指法律赋予法官或合议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案件的具体赔偿数额灵活确定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定位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而精神痛苦客观上的描述却做不出数理评价。由于精神损害与物质赔偿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而受害人个体差异的存在,使其对精神痛苦感知程度不一,精神痛苦的个案差别因此比较典型。统一确定赔偿数额没有科学依据,个案的公平、公正需要在法律的框架规范下,在个案当中具体考察斟酌、平衡确定方能实现。另一方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刚建立不久,缺乏操作经验,不适宜在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硬性规范。综上考虑,最好由法律赋予法官和合议庭拥有自由裁量权,适用自由裁量的原则,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结合法官的实践经验,由法官根基不同案情,从受害人现实感受出发,完成一段与受害人相近似的心路历程,感受并衡量其心痛轻重,以法官公正之心,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数额。法官在庭审中应该对于已经收集的和庭后依职权调查的各种证据、资料和信息,做出一种判断,确保案件的精神损害事实的真实存在。既而,法官或合议庭对于该损害是否应该给予赔偿以及赔偿数额应该怎样去认定。笔者认为,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法官及合议庭的司法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中早日确定该原则,从而有利于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正确统一,强化实施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效果,加强当事人切身的合法利益的有效保护。
3、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评算因素。
人的精神和生命是不可以用金价来衡量的,但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确定一个统一的公平合理的赔偿额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法制的严肃性和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关系到实施精神损害赔偿的社会效果,关系当事人切身的合法权益。对赔偿数额的确定,审判人员在按上述原则指导操作的同时,还应着重考虑案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有法定因素也有酌定因素,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以法定因素为主,酌定因素为辅,两者互相结合,不可偏废,才能做到公平合理,否则有可能显失公平。
1、法定因素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侵权人如果获得利益了,那么必然地受害人利益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失,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利益是一定的,它总是从这一方流向那一方,那一方流向另一方。同时,侵权人获得利益的多少是与受害人利益的损害成正比的,侵权人获利多,受害人损害程度大,反之,亦成立。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做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不能对于遭受精神损害的所有受害人不论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而给以相同的赔偿,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不同的侵权行为,由于其各个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应该少赔。
2、酌定因素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但是对于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虽然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但是不能多赔,因为这是特殊对待,是对公平正义的曲解。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当前,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判定赔偿数额太低,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赔偿数额。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以上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和考虑因素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定义,只是作为司法实践原则性指导。为了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标准目前比较困难,但是在地区范围内确定一个统一的赔偿数额标准却是可行的。各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限额。比如说,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另一个赔偿标准,从而形成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在一定地区的相对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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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银行承兑汇票以其无金额起点限制、风险低、期限短、周转快等特点,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我国票据市场广泛流通使用。但由于票据市场工具品种单一,以及商业银行管理存在漏洞,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等地区,出现了众多专门以买卖银行承兑汇票以及银行承兑汇票代理贴现为业的票据中介业务。对于票据中介行为的评价,司法机关存在罪与非罪两种截然对立观点。笔者认为,此类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一、票据中介的行为不属于刑法中的“违反国家规定”

根据刑法第225条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必要条件。因此,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非法经营行为,必须首先对行为的违法性作出准确判断。

根据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是依法可以转让的一种权利凭证。票据中介实施的买卖银行承兑汇票和票据代理贴现行为,本质上是收取对价转让票据权利,而目前没有任何法律和国家规定禁止此类行为。根据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票据的生命在于流通性,票据背书转让越多其信用就越高,票据法鼓励票据转让流通,而不是把票据作为一种一次性的支付工具来规定,对票据转让行为不宜作法律上的否定评价。事实上,银行承兑汇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规范的是对银行环节业务出票行为、银行承兑行为、银行贴现行为的规范,而对票据流转的中间环节并无限制。

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对票据流转过程中虽有“真实交易或真实债权债务”的要求,但其出发点在于要求汇票的背书转让取得要支付对价,不支付对价而取得票据的其权利受到限制(依票据法规定的继承、赠与、税收等事由取得票据的拥有不优于前手的权利,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这一规定中规定的“真实债权债务”的要求,事实上也承认了票据取得可以以金钱债务为对价。因此票据法的基本规定肯定了票据交易的合法性,票据交易归根到底是一种民事行为,行为本身无实质内容可言,故也谈不上违反法律或社会公益。

二、票据中介行为本质上不属于相关规定中的“票据贴现”

现实中,票据中介经常打着“票据贴现”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类似银行的票据贴现行为。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年1月修订)第4条第1款第(三)项将擅自从事票据贴现明确界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该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但我们认为,票据中介行为本质上并不属于该规定中的“票据贴现”。主要理由是:

1.票据中介的行为并未对票据的基础权利进行改变,也未改变票据的流通性,而银行贴现使得票据退出了流通领域,使得票据持票人对出票人本质上的融资关系变成了贴现银行对持票人的本质上的贷款关系。

2.根据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承兑汇票效力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34号),银行的票据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行为,仅仅是票据权利的一种转让行为,和其他背书转让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银行的票据贴现,本质上和个人之间支付对价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并无二致,当时这一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支付结算办法》实施前认定办理贴现业务所取得的票据的权利问题,这也意味着银行在票据贴现业务上虽然有国家赋予的专营地位,但是银行和普通的票据流转人地位是一致的。

3.《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主要解决的是当时各种非法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成立的从事金融业务机构)泛滥的问题,和当前的非法金融活动的现状有明显区别,对于其中“资金拆借”行为没有人会认为构成犯罪,发放贷款的行为是否等同于放高利贷并且高利贷是否构罪都存在极大争议,除非法外汇买卖外,刑法均保持谦抑态度。因此,“票据贴现”虽然并列其中,但即使定罪,也只能在“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中寻找支持。

三、票据中介行为不应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支付结算办法》第6条规定:“银行是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的中介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不得作为中介机构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依据该规定,似乎只要把使用票据解释为支付结算行为就可以把票据中介行为认定为非法行为,但笔者认为,票据中介行为不能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主要理由是:

1.《支付结算办法》要求的支付结算是资金清算,票据中介行为参与的只是票据行为的中间环节,还没有到最后的结算环节,不能认定为支付结算业务。尤其是银行对个人账户作为结算账户后,“结算业务”该如何认定尚需研究,把票据中介行为认定为人民币结算业务较为困难。

2.《支付结算办法》第五章规定的是“结算纪律与责任”,而非“支付结算纪律与责任”,这就意味着虽然《支付结算办法》对支付、结算均有相应的规定,但单纯的支付行为并非银行和往来经济组织之间的结算行为,因此也不受相应的罚则的约束。票据中介行为并未对票据权利本身产生影响,因此不应认定为一种结算行为,《支付结算办法》的罚则也就不适用于票据中介的行为。

3.《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25条第3项中增加了“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未经批准而从事银行专营的各种支付结算和资金清算业务的行为,通常认为该规定专指地下钱庄。而票据中介是把汇票当成商品而非支付工具,所实施的票据出票、承兑、兑付、贴现等均在银行完成,票据中介只是票据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简单把银行内部管理的结算概念套用至刑法上存在问题。

四、行政认定意见及批复不是“法律法规”

笔者认为,银监会政策法规部以及公安部经侦局批复对票据中介“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函复意见,从行业内部的规范来说虽有一定分量,但却并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也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需要指出的是,在办理一起买卖银行承兑汇票案件过程中,笔者专程走访了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相关负责人说明了就李某等人虚构贸易背景开出银行承兑汇票再倒卖银行承兑汇票一案给公安机关回复的意见仅是对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发表的关于个案的看法,后经咨询有关专家,其认为从银行业务的角度来看,单纯从事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不应该作为支付结算行为看待,因此不构成犯罪。

通过研究票据中介问题,笔者发现,近年来司法机关办理非法经营罪中出现了将不少中介组织行为随意解释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新的倾向。由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定性和范围并不明确,很容易成为新的口袋条款,使罪刑法定原则出现了新的风险。法定犯的构成应坚持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双重违法性的基本原则,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慎重适用“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条款,尤其要避免对于行政主管部门没有监管,以及相关行政法规尚不予以规制的行为直接作为犯罪评价。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陕政发 〔2012〕12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渭南地处陕晋豫三省结合部,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省向东开放的战略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各类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厚重,人民勤劳智慧,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促进渭南加快从传统农业大市向新型工业城市转变,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总体经济实力,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开放开发,现提出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一、凝聚各方力量,建好陕西东大门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发挥区位、人文、资源三大优势,突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提升交通、水利、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四大保障能力,强化开放开发、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三大动力,大项目带动,大企业引领,大产业支撑,板块化推进,集群化发展,努力建设经济实力较强、人民生活富裕、文化魅力彰显、生态环境优美的新渭南,打造现代开放、文明靓丽、活力创新的陕西东大门。

(二)战略定位。

——关天战略门户。依托承东接西的区位优势,面向大中原,融入大西安,连结陕晋豫,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城市整体实力,使渭南成为关天经济区发展的新亮点,成为展示陕西对外开放形象的新窗口。

——生态田园新城。按照“生态化﹑低碳化﹑宜居化”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城田林统筹规划、城镇与农村一体布局,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优美小镇与乡村田园和谐交融、自然生态与城市建筑相互映衬的秦东生态田园城市群。

——东西合作高地。坚持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打造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第一阶梯,瞄准国际国内大企业大集团,加强战略合作,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现代能源化工、新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新型工业城市,培育陕西新的增长极。

——现代农业基地。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坚持“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品牌培育、科技服务”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做强优质粮食、有机果品、设施蔬菜和现代畜牧四大产业,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成西部一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国际旅游胜地。弘扬“华夏之根、文化之源、河山圣地、人文渭南”品牌,构建“南山、东水、北人文、西航空”秦东四大旅游板块。推进文化旅游生态大融合,营造大水大绿大景区,打造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

(三)发展目标。到2015年,实现“三个大幅提升、四个翻一番、两个确保”,即产业发展实力大幅提升,城镇化水平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200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达到35000元和10000元,分别较2010年翻一番;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20万吨以上,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924万亩,真正建成经济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优美的陕西东大门。

到2020年,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产业支撑能力明显提高,秦东生态田园城镇群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65%,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协调,建成繁荣兴盛的富裕东大门、人文绿色的文明东大门、幸福安全的和谐东大门、创新开放的活力东大门。

(四)空间布局。按照“中心带动、轴带发展、板块推进”的发展战略,形成“一核五极两带”空间开发格局。“一核”,即渭南中心城市,重点提升城市品位和辐射带动能力。“五极”,即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5个副中心城市,着力构建各具特色的组团式增长极。“两带”:一是陇海沿线现代产业发展带,构建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经济大走廊;二是西禹高速沿线特色经济发展带,着力打造现代煤化工、通用航空、冶金建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聚集区。

(五)战略重点。

——推进西渭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西安辐射带动作用和渭南的土地、资源等优势,促进一体化发展。推动两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输气管网、通信网络全面对接。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吸引和利用西安的科技、教育、医疗、人才等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引导西安高端化工、机械制造、食品纺织等产业向渭南有序转移,提升产业布局的互补性。

——加快富平建设与发展。发挥紧邻西安的优势,参照西安城区发展政策,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将西安城际铁路、公路主通道、电力电网、产业布局等延伸富平统筹规划建设,赋予富平在土地储备、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社会管理等方面更加灵活的政策。“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富平建设与发展。鼓励省级有关部门围绕小城镇建设、社会管理、园区开发、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在富平开展试点示范,把富平建设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重要承接区、全省城乡统筹示范区、东西部产业合作示范区、西北知名的工业精细加工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支持韩城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韩城市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实行省内“计划单列城市”试点。“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韩城城市建设。省级各类专项资金和用地指标适度向韩城倾斜,支持煤炭、钢铁、电力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把韩城打造为黄河沿岸中等规模的新型工业强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六)做强能源化工产业。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西卓、山阳、王峰等现代化矿井,实施渭北老矿区挖潜改造,稳步提高煤炭产能,打造关中煤炭生产基地。深度转化能源资源,重点建设韩城等矿区煤矸石发电和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加快实施秦岭电厂扩建、富平热电联产等一批电源项目,建设渭南煤化工园区,促进甲醇制烯烃(DMTO)三代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应用,承接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基本化工原料发展下游深加工产业,大力开发煤制甲醇、二甲醚、烯烃、醋酸醋酐、丁二醇、丙烯酰胺等化工产品,完善化肥、煤制醋酸等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构建现代煤化工接续基地。到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3000万吨,能源化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

(七)整合提升优势特色产业。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为龙头,开发特种钢、优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建设西部千万吨钢城。以金堆城钼业集团为龙头,加快建设国家级钼及钼化工、钼合金产业聚集区,打造“中国钼谷”。培育集勘探、采选、冶炼、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重要的黄金产业基地。推进铝电一体化,发展以煤矸石、粉煤灰及冶金化工废渣为原料的新型建材。壮大生物制药产业,开发现代中药、医药保健品以及绿色农药。

(八)做大物流业和人才技能密集型产业。加快物流园区、果蔬冷链物流、粮油物流、棉花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引进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重点建设潼关物流港、卤阳湖快递物流园区、富平陕汽物流园、韩城龙门物流中心、大荔汽车货运物流园以及农产品物流设施等项目,尽快形成高效便捷、功能完备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终端环节加工业、大型企业配套组装加工业,以及轻纺电子等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壮大个性化设计、技能培训、中介咨询等服务业。拓展皮影、石刻、陶艺等技能型文化艺术产品市场。

(九)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土方机械、冷热连轧设备、凹版印刷机械、新型煤化工装备、垃圾资源化设备等产品的市场份额。培育新能源产业,推进半导体照明、太阳能电池、高能蓄电池、光伏太阳城、光电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有序发展风能、生物质发电和地热能利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推进集通用飞机制造、航空物流、航空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延伸钼、铝、镁合金等新材料产业链,积极开发硅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新型材料产业示范基地。

三、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十)加快建设辐射周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持渭南实施“东进北扩”战略,拉大城市骨架,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华县撤县设区,形成“一城三区五组团”格局。启动建设西(安)临(潼)高速公路改造和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支持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五个区域副中心城市加快发展,加强澄城、合阳、潼关、白水等县城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生产要素高效聚集和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力争2015年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80万以上,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8%左右。

(十一)推进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积极推进渭南—华阴、富平—蒲城、韩城—合阳—澄城等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实现城乡产业、设施、服务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打造集城市现代气息和乡村秀美风光于一体的示范区。实施华山统筹城乡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工程。全力支持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鼓励各县(市、区)选择基础较好的城镇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公共服务完善的明星镇。健全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配套政策,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点抓好100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搞好村居规划,整合村居用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四、着力提高粮食蔬菜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十二)稳步发展粮食生产及加工业。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稳定优质小麦播种面积,扩大玉米、红薯等优质杂粮基地,提高粮食单产,确保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220万吨以上,巩固“陕西大粮仓”地位。积极发展大豆、花生、“双低”油菜等专用油料生产。加强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搞好大中型灌区更新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粮油加工业,扶持发展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推进大荔农业科技园区、华阴农垦区和富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形成西部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和全省绿色食品新城。

(十三)提升果蔬畜牧产业化水平。优化品种、扩大规模,打造绿色安全蔬菜新名片。重点支持苹果、酥梨、花椒、柿子、冬枣等特色果品生产,加快渭河沿岸和渭北蔬菜产业带建设,形成300万亩水果、250万亩干杂果和100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服务全省的“菜园子”。实施畜牧业产业化工程,重点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形成百万只奶山羊基地县和百万头生猪、十万头奶牛、十万头肉牛生产大县。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扶持特色饮料、专用面粉、文化名酒等食品加工业,打造绿色安全、高效优质的“大厨房”。

五、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际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

(十四)全力建设华山世界一流精品景区。加快华山景区综合开发,实施华山索道、文化创意园、论剑主题公园及西岳庙保护性开发项目,积极打造标志性大型实景演艺,打响“华山论剑”国际知名品牌。加强少华山、御温泉、太华湖等周边旅游景区开发,形成集观光游览、户外运动、文化体验、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大华山”旅游发展格局。做好华山申遗、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推动华山旅游集团上市。

(十五)高起点打造黄河旅游板块。整体谋划黄、渭、洛三河文化和山水风貌大景区建设,重点实施韩城禹门口、洽川湿地、大荔沙苑、潼关三河口等一批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形成串珠式大水大绿主题旅游景观带。积极开发温泉养生、探险漂流、农事体验、民俗娱乐、古城观光等新型旅游产品,完善秦东旅游大环线,打造黄河风情旅游精品线路。

(十六)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施“寻根谒圣”系列文化旅游工程,深度开发司马迁祠、韩城古城、梁带村遗址、仓颉庙、唐帝王陵、杨公祠、潼关古城、魏长城遗址、党家村民居、朝邑古镇、“天下第一仓”等人文景区。大力支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加快文化创业创意园区建设,打响富平石刻、华阴老腔、华县皮影、韩城行鼓、蒲城麦秆画、澄城剪纸、合阳线戏、同州梆子等民间艺术品牌,加大文物古迹、历史名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支持渭南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提升文化产业实力和影响力。

六、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保障能力

(十七)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大力推进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通用机场为主的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渭南连接南北、辐射东西的交通枢纽地位。充分发挥郑西客运专线和陇海铁路运输大通道作用,尽快建成西安至太原客运专线、西安至合肥铁路复线、108国道渭南至大荔一级公路、潼关至西安八车道高速公路以及连接渭南的西咸北环线,加快推进渭南—玉山、华阴—韦庄、蒲城—白水、合阳—凤翔等高速公路建设,抓紧108国道大荔—韩城和310国道渭南—华阴一级公路改扩建、沿黄公路以及西安—阎良—富平城际铁路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以低空空域改革为契机,发展壮大蒲城通用航空产业园。加快建设电力外送通道和煤气管网工程,完善电网建设,形成以33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的九大供电区。

(十八)建设坚强安澜的水资源保障体系。以“二华夹槽”为重点,支持渭南搞好水利建设。实施渭河南山支流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抓好渭河下游综合整治和“二华”干沟蓄洪建湖工程,在“二华夹槽”地带建成集调蓄洪水、水源涵养、水生农业、农田灌溉、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人造湖泊。加快推进以城市段为重点的渭河防洪治理,力争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建设滨河生态休闲走廊,打造关中水乡。重点支持洛惠渠加坝加闸、大峪河“引干入支”、抽黄供水等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全面完成43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统筹利用黄河、渭河、洛河水资源,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加快解决剩余17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推进“五大灌区”节水改造和配套联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施好农业灌溉设施建设项目,力争“十二五”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85万亩。加强洪水监测预警和应急避险系统建设,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

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九)构筑绿色生态屏障。依托山体、河流、干渠等生态空间,形成以“一山(秦岭)、一塬(渭北台塬)、三河(黄、渭、洛)”为主体的生态网络构架。支持渭南加快黄河、渭河、洛河及秦岭北麓、渭北丘陵沟壑区五大生态区建设,推进城市森林化、城镇园林化、乡村绿荫化等九大林业生态工程,加强黄河湿地等保护区建设,治理渭北旱塬水土流失区,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和平原绿化工程,启动建设黄、渭、洛滩涂绿化工程,营造渭北旱塬干杂果林带,建设高速公路、铁路、国省干道生态景观。

(二十)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按照中心城区“园在城中” 、周边城镇“城在园中”、农村地区“村园交融”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心城市“一河两岸”水景生态区和绿色长廊,打造“河绕城郭、人水相亲”的生态田园城市。推进蓄水建湖、活水兴城和造林绿化、森林围城工程,规划建设主城区“东湖西海”、渭水生态园、沋河三角洲生态区以及卤阳湖开发区天骄湖、天子湖、天卤湖和华县太华湖、少华湖、大荔沙苑湖,实施“引水进城”和“引黄入渭”、“引清济沋”以及平原水库等水利工程。高起点建设绿色园艺、文化公园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把渭南建成秦东明珠城。

(二十一)努力创建低碳城市。支持渭南申报国家级低碳试点城市,打造国际低碳技术应用与投资示范区。加强煤炭、电力、冶金、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低碳技术应用,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支持合阳煤炭清洁生产示范试点。加快农村沼气、秸秆等生物质能和韩城煤层气、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发,积极开展渭南中心城市地热能供暖、太阳能屋顶光电一体化示范项目。支持渭南申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搞好潼关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实施渭南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30万千瓦以上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和水泥厂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渭河污染治理等项目。

八、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十二)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积极支持办好渭南师范学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组建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打响“渭南技师”品牌,将渭南打造为全国知名的职业教育基地。高标准普及学前教育,加快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省级部门、科研院校(所)人才对口支援工程。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建设,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市中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升级“三甲”,全面实施县医院标准化建设,力争全部达到二级甲等水平,改善乡镇卫生院、院前急救、卫生监督设施,配备乡、村卫生技术人员,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重点建设市级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逐步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乡乡有文体中心,村村有公共活动设施。力争到2015年,社会事业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二十三)创新社会管理。支持渭南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支持开展医保经办机构城乡统一和食品安全属地化监管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一站式便民服务工作机制。强化城乡社区服务功能,规范发展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文明、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妥善解决库区移民等遗留问题,切实解决进城落户和务工农村居民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支持渭南完善城市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煤矿、烟花爆竹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完善治安防控体系,打造企业安全生产、群众平安生活的模范地区。

九、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释放发展潜能

(二十四)努力拓展开放平台。建立完善产业转移推进机制,鼓励与发达地区建立产业联盟和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省上对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项目给予适当贴息。积极推进陕西—深圳合作,建好富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支持渭南办好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推进卤阳湖开发区创新管理模式。规划建设渭南海关、出口加工区和陆港保税区。依托优势农特产品和能源资源类工业产品,打造外贸出口示范基地。加强与山西运城、临汾及河南三门峡的合作,打造陕晋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二十五)千方百计扩大招商引资。开展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引资考核及奖惩试点,统筹协调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引进和落地工作。创新招商模式,从单纯引资向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相结合转变,从传统单一项目招商向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转变,积极扩大招商引资规模,重点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坚持不懈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涉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开放开发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十六)大力推进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区域科技资源整合,把渭南纳入统筹科技资源改革试点范围,重点实施10个资源转化重大科技专项、20个科技创新服务平台、30个重大科技专利产业化专项和40个骨干企业研发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农技农资连锁服务“大荔模式”示范工程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试验一批改革项目,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着力消除制约发展的体制障碍。实施“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力争培育3—5个地方财政收入过5亿元的经济强县。深入推进全民创业,加大小微企业培育力度,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力争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保障措施

(二十七)财政税收政策。“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支持东大门建设,将渭南上缴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省级留成部分全部返还。2015年底前,在渭南行政区域内的煤炭生产企业按照税前每吨10元的标准提取生态补偿基金,由渭南市统筹安排,重点解决资源所在地群众利益补偿、沉陷区治理及民生改善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对渭南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提高县级公共财政保障能力。积极争取国家对渭南各县(市、区)污水处理项目和秦岭北麓渭河支流综合治理项目的支持,省上将渭南水利建设基金返还比例提高至50%。积极争取国家设立三门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基金。 “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专项安排500万元配套资金支持潼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大对渭南科技统筹创新工程支持力度,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对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规定标准的,按超出部分2%给予不超出100万元的奖励。

(二十八)投资金融政策。省级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类专项资金适度向渭南倾斜。中央安排我省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给予渭南相应倾斜。对在渭南设立或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区域总部,省财政给予一定数额资金补助。支持渭南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组建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引导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鼓励省内担保机构对渭南符合条件的企业银行贷款优先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苹果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区域集优”债务融资模式创新试点,建立帮助地方企业实现直接债务融资的长效机制,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优先支持渭南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加快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在渭南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加快发展完善资本、产权、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完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的政策,提高农村贷款比例。

(二十九)土地政策。加大对东大门建设用地的倾斜力度,适度增加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优先安排渭南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将县城和重点镇列入全省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优先保障重大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承接产业转移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建立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加快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预审和审批。加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支持力度,推动小秦岭金矿区整装勘查与开发。鼓励渭南市进一步加大矿产资源整合力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矿业经济。支持渭南开展未利用土地开发管理改革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益。调整整合农场和劳教场所等用地,提高闲置土地利用效率。

(三十)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推进渭南建设陕西东大门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日常工作。省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渭南市要成立相应机构,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切实推动陕西东大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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