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关于2009年度税收自查有关政策问题的函

上一篇: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防城港市政府信用贷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防城港市边民销售互市进口商品税收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评析
——我国国际私法对消费者之保护

于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消费者保护/保护性冲突规范/消费者经常居所地
内容提要: 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是我国首个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本文专门针对该条进行评析，认为该条款在我国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通过对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理论基础及适用方法进行分析，探寻第42条缺陷产生之原因，进而提出对该条款的改进意见。


　 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该法将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的首部国际私法法典，其中第42条是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专门规定。虽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中都有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但是并未对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做出规定。《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规定是我国立法首次表明区别对待消费者合同与普通商业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立场，本条款最大的进步在于采用保护性的立法方式保护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突破传统连结点的局限，采纳新的连结点“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以此代替“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同时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的适用予以限制。然而第42条的规定并不完善，欲洞见其内在原因，必须从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之分析与历史流衍的梳理中寻找依据。

　 一、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与历史流衍

　 与普通的商业合同相比较，消费者合同普遍具有如下特点：当事人掌握的合同标的物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了解的信息存在瑕疵；当事人地位不平衡导致双方不平等的定价权；[3]在出现纠纷后，由于诉讼成本高昂、程序耗时，消费者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因此，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立法都对消费者合同适用与普通商业合同不同的法律原则，以保护合同中的消费者。

　 （一）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法哲学基础

　 消费者保护的法哲学基础是：在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必须要通过立法予以保护。[4]保护性立法的天平是向弱者倾斜的，其正当性要从当代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目标中找寻依据。正义包括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两类，矫正正义的目的在于对错误行为进行修正，如通过赔偿对受害者的损失进行修正，此乃通过对错误行为的制裁得到个案结果的平衡而实现法律的正义目标；分配正义是通过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表现在将利益从某一社会集团向另一社会集团转移，以达到实质正义的目标。[5]将消费者作为弱者予以保护，通过保护性立法向弱者分配更多的利益，就是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发挥法律的正义功能。[6]

　 欧洲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有必要通过国际私法保护以消费者为代表的弱方当事人，以追求冲突法的实质正义的观点。[7]因为，如果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性规定仅仅停留在国内实体法的层面，即便是一国国内法以牺牲合同自由为代价来保护消费者，可能会出现被保护方的对方当事人选择保护程度较低的其他国家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那么消费者还是得不到实质保护。因此，消费者保护的哲学基础必须延伸至冲突法的领域，对当事人的选择权限予以限制。[8]“有利的法”（lex favoritstis）这一冲突规范原则是消费者保护哲学在冲突法中的具体表现，即要适用对弱者有利的法律。“适用弱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这一冲突规范就是由该保护原则所派生出来的。[9]在消费者合同领域，“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的法律”结合“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则被国际公约与各国立法所最广泛采用，作为保护消费者的国际私法准则。

　 （二）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历史流衍

　 消费者法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现象而存在，[10]其历史并不久远。自由主义哲学赋予合同当事人最大的自由以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合同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有机会利用和压制弱方当事人，[11]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者保护立法运动伴随着战后消费者社会的成长开始迅猛发展，各国纷纷通过法律干预为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这些保护性的制度逐渐形成消费者法。在国际私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消费者保护更是一个非常年轻而充满变幻的课题。传统的消费者合同一般都不具有国际因素，[12]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场的开放、交通的便捷、旅客的流动、通讯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进行跨国消费，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消费者在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愈发恶化，对跨境消费者合同中消费者的保护，国际私法的作用昭然不可没。

　 尽管美国是20世纪冲突法革命的先锋，但是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运动却是发端于欧洲。1980年，冯梅伦教授在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14次大会提交的《某些消费商品买卖法律适用公约》草案报告中，首次提出区别普通商业合同和消费者合同的适用规则，并提出对消费者适用特别的保护性冲突规范。[13]同年的欧盟《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即“1980年罗马公约”，就采纳了冯梅伦教授的理念并在第5条中规定：消费者合同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他法律，但这种选择不得剥夺消费者住所地法的强制规定所赋予消费者的保护。该公约确立了“有利于消费者原则”，是首个采用保护性冲突规范规则保护消费者的立法。[14]“罗马Ⅰ条例”[15]在2009年12月17日取代了“1980年罗马公约”，并延续了罗马公约的上述原则，规定消费者应受其惯常居住地国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不得减损此种保护的程度。受欧洲的影响，美洲国家近年来对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现出极高的热情，自2003年开始，美洲国家间组织（OAS）积极采取行动致力于跨境消费者保护国际私法的统一，提出一系列保护跨境消费者（包括跨境电子消费者合同）的国际私法公约草案。[16]最有建设性的是巴西政府提交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17]该草案若获通过将会是世界上首部规定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专门性的国际私法法典。在各国国内法层面，欧洲国家较早在立法中确立消费者保护的国际私法原则，例如瑞士1987年的《瑞士国际私法》第120条就是一条专门的消费者保护条款；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从欧洲迅速蔓延至美洲，美国从1981年在消费者合同的案件中开始采用保护性适用方法，[18]加拿大魁北克省也在1991年其《民法典》[19]中采用相关规定。至今，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中都已确立了消费者合同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的原则。[20]

　 二、《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进步与局限

　 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1条，一般债权关系准据法的确定首先要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次是特征性履行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法律适用法》第42条基于消费者合同的特殊性，将消费者作为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适用专门的向消费者利益倾斜的法律适用规则以保护消费者。该条可以融释为以下三点：第一，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第二，如果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三，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对于上述三条适用原则的深度疏解令人亦喜亦忧，问题举要如下：

　 （一）第42条虽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限制，但限制目的并不清晰

　 虽然“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确定合同关系准据法的首要连结点，[21]但是在《法律适用法》第42条中却首次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予以限制。传统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决定合同关系准据法最重要的连结因素，这一连结因素对于双方都是经营者的商业合同来说是可以接受的。[22]然而这一连结点适用在消费者合同中是否恰当？[23]因为在消费者合同中，经营者会利用消费者的弱者地位通过格式合同条款，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此时的意思自治并非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体现，而是提供格式条款的那一方当事人单方的意思自治。[24]如果“当事人意思自治”开始成为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其在国际私法中的就毫无价值。[25]因此，“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消费者合同中必须予以限制。[26]虽然欧洲和美国各有不同的国际私法制度，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都持相同态度，[27]均对消费者合同中的“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进行限制，从而防止经营者诱使消费者签订格式合同、按照经营者的意图选择法律的现象的发生。《法律适用法》第42条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并非全然否定，根据第42条的规定，如果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并未完全放弃“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连结点，而是一种有限制的意思自治，限制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的强者，将权力分配给合同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这种理念无疑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一次大飞跃。

　 《法律适用法》虽然在第42条上体现了立法观念的进步，然而第42条在未来的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的问题：首先，从选择的内容来看，是否只要选择商品提供地法律，就要适用之？是否无须顾及该地法律的保护标准是否低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的保护标准？也无须顾及该地的法律是否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的强制规范相冲突？其次，从选择的方式和时间来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是在与经营者签订合同之时，若经营者提供的格式合同中规定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消费者签订了该合同是否就意味着消费者同意适用该法律？消费者在没有专业律师的指导下所进行的选择，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因为其可能并不知道他选择的法律是否对自己有利。另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中的强制规则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强制规则是不能被合同所排除、改变或限制的法律规定。[28]在《法律适用法》第42条中并未有相关规定，虽然本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但是也只是对我国法律中的强制规则做出规定，这种无视其他国家的强制规则的做法有欠周全。因此，第42条关于如何限制意思自治的规定不够严谨，不仅未达到保护消费者的预期效果，反倒会被商家钻该规定之漏洞而逃避某种法律的适用，最终结果是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实质性保护。

　 （二）第42条虽采用保护性连结点，但未明确区分保护对象

　 第42条采用新连结点，即“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并将其作为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连结点。这一连结点是20世纪初，为了解决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关于“国籍”和“居所”的冲突，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多方协调妥协的产物。[29]然而，将“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作为连结点却是1980年的罗马公约，第5条规定消费者合同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采用该连结点的理由在于，消费者作为非专业的个体，只能假设其对本国法律会有所了解，并不太可能了解外国法律甚至外国法院，对跨境消费者进行保护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适用消费者的住所地或居住地法。[30]目前“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国内国际私法立法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保护的连结点。第42条对该连结点的采用，是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进步的又一体现。

　 一般情况下，涉外消费者合同是消费者在本国购买外国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合同。然而，现代社会中消费者主动前往外国进行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目前国际公约和区际条约以及各国国内立法都有将消费者区分为主动消费者（active consumer）和被动消费者（passive consumer）[31]的趋势，并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前者是指主动前往商家所在国要求购买商品或在此地接受服务的消费者，如游客；后者即普通消费者是指受外国商家主动邀请，在其住所地国购买该商家的商品或服务者。普通消费者，即被动消费者应当受到其住所地或惯常居住地法的保护，而主动消费者则不应期待适用其住所地法。[32]显然，对于主动消费者合同也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这一连结点并不合理。欧盟的罗马公约虽未明确使用主动消费者和被动消费者术语，但是其限定适用保护性冲突规范的条件[33]符合被动消费者的含义。OAS的《美洲国家跨境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公约草案》[34]中，明确规定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概念并区别适用不同冲突规范。

　 根据第42条的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则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这一规定可以剖析理解为：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消极的主动消费者合同），则适用商品提供地法律；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还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而无论消费者是在其经常居所地国消费（被动消费者合同），还是消费者离开其经常居所地国，主动前往经营者营业地进行消费（积极的主动消费者合同）。这一规定似乎有区分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的倾向，但是区分的界限过于模糊，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上会出现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仅仅将经营者是否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作为唯一标准的话，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但消费者却并未在该地进行消费，而是主动前往位于某一外国的该经营者的其他经营场所进行消费，是否就要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例如LV虽然在中国有专卖店，但是很多中国游客都喜欢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LV店购买其商品，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因为该经营者在中国也有经营活动就要适用中国法律的话，未免太过牵强。区分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的关键是看消费者在何处缔结合同，而并非经营者于何处经营。因此，第42条表现出我国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要对主动消费者与被动消费者区别对待，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细致区分“主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和“被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两个不同连结点适用的条件，对保护对象的界定不够准确，存在立法逻辑上的漏洞，将难以维持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性。

　 三、对《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困境之反思

　 如上所述，第42条对消费者合同做了特别的关注，是我国国际私法保护消费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飞跃。这些进步并非我国立法者创见，本条规定是立法者在借鉴许多国外先进立法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现实状况而制定的。然而第42条仍然暴露出诸多缺陷，反思其原因，与横，对于国际公约及各国法律的最终适用结果未做充分的异中观同之比较研究，因此第42条与国外相关规定的法律适用结果不能保持一致性；与纵，因效法国外先进立法理念时取象忘意，未能够洞见其背后真正的立法目的及价值取向，遂在制定第42条时缺乏清晰的价值标准作为指导义理，恐难达到为消费者提供实质性保护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在完善我国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过程中，应该遍润如下两点：

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


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九江市行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九府发〔2010〕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庐山管理局，九江经济开发区、共青城开发区管委会，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九江市行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一O年四月七日

　　九江市行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杜绝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促进各级行政领导干部认真履职、依法行政、廉洁自律，进一步强化行政责任，增强执行力，提高工作效能，确保政令畅通，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根据中办发[2009]25号《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构，具有或受委托行使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组织，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中心）等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三条 问责遵循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罚当其责和教育与惩戒相结合、改进工作与追究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内容
　　第四条 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权限、程序进行决策，造成重大失误的；
　　（二）违规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严重社会矛盾的；
　　（三）违背科学发展观，错误决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重大人员伤亡、生态环境破坏或环境严重污染，以及其他重大损失的。
　　第五条 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制定、发布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决定的；
　　（二）违法设定或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行为，违法授权或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行使相关职权，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
　　（三）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过程中，不依法进行招投标或不履行招拍挂等法定程序的；
　　（四）截留、滞留、挤占、挪用救灾、抢险、防汛、抗旱、防疫、优抚、移民、救济、扶贫、国债、人民防空、社会保险、征地补偿等款物或其他财政专项资金的；
　　（五）利用职权向办事人提出不合理要求，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第六条 效能低下、执行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任务未完成，影响全局工作进程的；
　　（二）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企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及时改进，拖延懈怠、推诿塞责的；
　　（三）不办理、不认真办理或拖延办理人大代表建议、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案件的；
　　（四）在招商引资活动中，故意刁难、拖延、影响招商引资进程的；
　　（五）对应由几个部门（单位、县市区）共同办理的事项，主办部门（单位、县市区）不主动牵头协调，协办部门（单位、县市区）不积极支持配合，致使工作延误的；
　　（六）对群众的上访、检举、控告、申诉不接待，不依法受理，无正当理由拒绝的。
　　第七条 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处置中隐瞒真相，歪曲事实的；
　　（二）编报虚假数据、虚假成绩，欺骗上级和公众的；
　　（三）瞒报、谎报、迟报、漏报公共突发事件、重大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疫情或其他重要情况的；
　　（四）隐瞒案件真相的，歪曲案件事实，瞒案不报，压案不查的。
　　第八条 铺张浪费、攀比享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不从实际出发，不顾财政承受力，违背群众意愿，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
　　（二）违反规定建盖、装修楼堂馆所或购买、更换单位汽车的；
　　（三）借招商、考察、学习、培训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的；
　　（四）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的。
　　第九条 监管不力、处置不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问责：
　　（一）领导班子严重不团结或长期不团结，或领导班子成员发生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
　　（二）管辖范围内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对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管不问，甚至包庇、袒护、纵容的；
　　（三）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或重大建设项目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
　　（四）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和补救措施，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事故发生后处置不当的；
　　（五）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事件紧急时刻，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
　　第十条 其他需要问责的事项。
　　第三章 问责方式
　　第十一条 问责的方式：
　　（一）口头批评；
　　（二）诫勉谈话；
　　（三）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四）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五）责令公开道歉；
　　（六）通报批评；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或以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
　　采用本条第（七）至第（十）项问责方式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当追究纪律责任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负责人采用口头批评、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加重问责：
　　（一）一年内出现2次及以上被问责情况的；
　　（二）在被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威胁、陷害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采取不正当行为干预调查，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十四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下级机关（单位、部门）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已经引咎辞职的；
　　（四）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 问责程序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可以启动问责程序。
　　（一）市级以上领导机关及其领导的指示、批示、建议和通报；
　　（二）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三）党委机关、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六）工作检查和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七）新闻媒体的报道；
　　（八）其他渠道反映的问题。
　　上述八方面其中之一者，查明事实后，由市监察部门或分管领导决定启动行政问责。
　　第十七条 问责决定部门应责成相关部门和被问责人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干管权限和程序，提请决定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八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九条 对行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应当制作《行政领导干部问责决定书》，写明问责事实、问责依据、问责方式、批准机关、生效时间、当事人的申诉期限及受理机关等。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问责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被问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二十条 被问责人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申诉期间，问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二十一条 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后，应当组织相关部门按照程序进行复查或复核，并根据复查、复核的情况，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一）问责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护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被问责人的名誉。
　　第二十二条 调查组成员与被调查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依法回避。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作出的调查结论与事实出现重大偏差，致使作出错误问责决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三条 采取口头批评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主要负责人在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进行口头批评。
　　第二十四条 采取诫勉谈话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指定专人进行诫勉谈话。诫勉谈话应当由两人以上进行，并作好谈话记录，经本人核对并签字后，归入问责档案。
　　第二十五条 采取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将《问责决定书》送被问责人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由被问责人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负责落实。
　　第二十六条 采取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方式进行问责的，被问责人应当在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检查交问责决定机关。
　　第二十七条 采取责令公开道歉方式进行问责的，被问责人应当在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问责决定书》要求的方式公开道歉。
　　第二十八条 采取通报批评方式进行问责的，由问责决定机关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
　　第二十九条 采取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方式进行问责的，应当征求市、县政府分管领导的意见，由问责决定机关提出建议，经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报被问责领导人任免机关作出决定。
　　第三十条 被受到问责处理的领导干部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提出申诉。作出问责决定的机关在收到被问责人的申诉后，应当及时安排不是原调查人员的两人承办，并根据复查、复核情况，由原决定机关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原问责处理的决定。申诉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一条 上级机关对领导干部问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市监察局、市人事局负责本办法的解释工作。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