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关于在市区实行义务植树登记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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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关于在市区实行义务植树登记制度的规定
济南市关于在市区实行义务植树登记制度的规定
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
第一条 为推动本市市区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开展，促进城市绿化美化，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济南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市区，自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开始实行义务植树登记制度。
第三条 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统一印制和颁发义务植树登记卡。各区绿化委员会负责组织驻区单位义务植树登记卡的登记、核实和汇总上报工作。
第四条 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应根据城市绿化规划，统一编制义务植树计划，在颁发义务植树登记卡的同时，向各区绿化委员会下达义务植树任务，由各区绿化委员会将义务植树任务分配到各街道办事处（镇），各街道办事处（镇）分别将义务植树任务落实到辖区内的机关、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业户。
第五条 本市市区公民，男十八至六十周岁，女十八至五十五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每人每年应义务植树三至五株或承担相应的绿化任务。
第六条 凡有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填写义务植树登记卡，并认真履行植树义务。
第七条 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根据各区义务植树登记卡人数，安排70％的人力用于市区统一组织的义务植树任务，30％的人力用于各单位庭院绿化和管护任务。
第八条 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和个人，应做到包栽、包活。当年植树成活率不得低于85％。
第九条 因故不能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可向所在区绿化委员会提出以资代劳的申请，经批准后，按应参加义务植树总人数的70％计算缴纳代植费，标准是每人每年应植树三株。每株缴纳代植费五元。凡有条件进行庭院绿化而没有完成当年绿化任务的单位，应按照区绿化委员会核定的可绿化面积每平方米一元的标准缴纳绿化保证金。
第十条 收取的绿化代值费和绿化保证金（以下简称绿化费），30％上交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60％留区绿化委员会，10％拨给街道办事处，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第十一条 各区在使用绿化费时，应当编制使用计划，经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审批，并抄报财政部门实行财务监督。
第十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把施行义务植树登记制度作为考核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凡不认真履行义务植树登记制度，未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不得评为精神文明单位和绿化先进单位。
第十二条 市、区绿化委员会对认真遵守本规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对未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又不缴纳绿化费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限期补栽或者限期交纳绿化费，逾期不交的，给予经济处罚。
第十四条 市辖各县县城和建制镇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实施中的有关问题由市绿化委员会城市绿化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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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军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徐军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诉讼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来说，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是这种哲学观的具体外化，尤其是作为比较重大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谓政治哲学观，是指有关政治及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从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有一个从最初的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逐渐转变的过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测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学观的影响，从而也有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观的转变，适时地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制度作一些调整，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秩序与人权的保障功能。
一、斗争政治哲学观向和谐政治哲学观的转变
斗争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崇尚“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2]。和谐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系统辩证法，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谐产生于对立，相同的东西不能产生和谐，正所谓“和而不同”。主要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强调异质要素通过有序有机的结合，在相反相成中实现互动、互补、互利、协调、和平、和解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把“合二为一”作为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目标，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异质要素间的各种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则”。 “和谐”与“斗争（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决定了谁在处理各种矛盾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方式存在。和谐哲学政治观与斗争哲学政治观，究竟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斗争哲学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观，这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初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中国社会。革命是一种社会的质变，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大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它们与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不一样，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量变。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发展生产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斗争哲学观应当逐渐退居从属地位，和谐哲学观应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长时期内，斗争哲学观仍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国际国内还比较严峻的形势使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同时，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的转变，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自此逐渐有所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转变导致其斗争哲学观逐渐向和谐哲学观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依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谐政治哲学观正式取代斗争政治哲学观而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要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和谐政治哲学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和应用。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哲学观，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再加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它们虽然也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对抗的、强力的，而只能是和谐的方式和途径[3]。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斗争政治哲学观转向和谐政治哲学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必将引发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政治哲学观之所以成为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政治哲学观，也是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和合”思想这一主线。“和合”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4]。可以说，和谐政治哲学观的提出，是传承和弘扬了“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较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受斗争哲学观影响的痕迹仍较明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仍然带有一种专政意味，只是没有1979年《刑事诉讼法》严重而已。其主要表现有：一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司法实践经常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对某些案件不切合实际下达办案指标；还有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制度，时不时召开联席会议，对某些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实行未审先定。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与斗争哲学不无联系。二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虽然有人认为，结合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加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称谓的区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但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只是法院的统一定罪权，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时隔十余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竟然没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不能说没有斗争哲学的影响。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措施缺失，对侦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体程序与制度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较多的是审查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上，而侦查程序却没有太多变化。为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承”1979年《刑事诉讼法》专政色彩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侦查程序。缺少诉讼性而行政化极浓，侦查措施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律师介入举步维艰，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特点，也是斗争哲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四是在证据的运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证本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导致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必须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事实上造成当事人承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自证其罪，也难以避免司法机关为获取当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国家司法机关当成追诉犯罪的一种工具。五是没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行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是为了维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免刑事诉讼沦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专政的手段，杜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现象的发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虽然有一些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由于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样，中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谐政治哲学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政治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谐观念为指导，在宏观上和理论层面理顺好几大关系。和谐社会的前提性条件是对各种主体、各方利益、各种形态的社会存在予以广泛认同和尊重，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和”而不“同”的现实本身才产生了和谐的需要。如果无“异”，也就没有必要强调“和”。因此，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功能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关系：首先是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是刑事诉讼的外部和谐问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关系，才能处理好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处理好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侦查和起诉，起诉和审判，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才有可能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消除行政化倾向。再次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追诉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追诉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程序性质的风向标。权力处于压倒性地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专政性质的行政治罪程序；权力受到抑制，权利得到保护与张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对追诉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过分扩张而压制权利、侵害权利。
其二，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尽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当的诉讼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据此，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上，不仅要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要将社会关系的恢复作为其最终目标；要充分认识到正义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刑罚和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刑事诉讼制度的目标上，要强调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仅将犯罪行为打击了事，还要致力于弥补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真正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中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上，应将刑事诉讼法从过去的专政工具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器。
广东省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７日珠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行为，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进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技术成果持有人、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包括：
（一）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二）技术秘密；
（三）计算机软件；
（四）其他技术成果。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入股，是指技术成果持有人以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出资企业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提成，是指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转让或者实施转化职务技术成果的收益中，按一定方式和比例获得分配的行为。
第五条 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的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依法办理手续。
第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
政府有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协同科技行政部门做好本条例的实施工作。
第二章 技术成果入股
第八条 技术成果持有人可以技术成果向公司出资入股。一般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２０％；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可达公司注册资本的３５％，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作价出资的金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２０％的高新技术成果，应当通过有关科技行政部门的认定。
第十条 当事人对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可以协商作价或者评估作价；当事人一方是国有企业的，应当依法进行评估作价，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并以评估值为依据作价入股。
第十一条 技术成果出资人对其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必须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其他出资人可以要求技术成果出资人提供技术成果权属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以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当事人应当签订技术成果入股合同，技术成果入股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技术成果的名称、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和权利状态；
（二）技术成果的作价方式和作价金额，经评估的，载明评估值；
（三）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及所占出资比例；
（四）技术成果出资人保证技术成果得以实施的义务，其他出资人的出资义务；
（五）入股技术成果的使用范围，技术成果出资人对该技术成果保留的权利范围；
（六）入股技术成果的交付时间和方式；
（七）验收标准、方法、时间和期限；
（八）入股技术成果的保密；
（九）技术股的转让，赠与、继承、质押及清算；
（十）风险责任的承担；
（十一）担保及担保方式；
（十二）收益的核算办法和分配方式；
（十三）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属；
（十四）入股技术成果侵权责任的承担；
（十五）违约责任；
（十六）争议的解决方式；
（十七）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十八）附件。
第十三条 技术成果入股合同对第十二条所列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适用以下规定：
（一）入股技术成果的使用范围和保留的权利范围不明确的，技术成果出资人不得再作转让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
（二）风险责任的承担不明确的，由当事人按出资比例或者出资额分担风险责任；
（三）后续改进技术成果权属不明确的，归完成后续改进方所有；
（四）入股技术成果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明确的，由技术成果出资人承担，其他出资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股技术成果侵犯他人权益仍然实施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以职务技术成果作价入股后，应当按入股技术成果所占股份的２０％至３０％，将股份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持有，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依所持股份分享收益。
前款的具体比例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确定；持股比例超过３０％的，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的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属于国有企业的，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依据技术成果持股合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持股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
第十五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持股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签订技术成果持股合同。技术成果持股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持股比例或者份额；
（二）收益的分配方式；
（三）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所持股份份额变动的条件；
（四）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离职后是否继续持有该股份；
（五）职务技术成果的保密；
（六）股权的行使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前款第（一）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持股比例为入股技术成果所占股份的２０％。
前款第（四）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继续持有该股份。
第十六条 以技术成果出资设立或者入股公司的，技术成果出资人应当如实提供入股技术成果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和风险分析报告，其他出资人应当如实提供生产、经营和资信等情况。
第十七条 出资各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并办理相关的验资及权利转移手续。技术成果出资人应当根据技术成果入股合同提供技术资料和技术指导，协助公司实施技术成果，并达到约定的技术指标。
第十八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通过技术成果持股或者折股取得股权以后，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第十九条 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入股的公司需要增资扩股的，技术成果出资人可以与其他出资人重新协商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或者出资比例。
第二十条 以技术成果入股设立公司的，技术成果出资人和其他出资人应当持技术成果入股合同、公司章程和验资证明等文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以技术成果入股公司或者入股公司增资扩股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入股技术成果及其所占出资比例应当载入公司章程。
第三章 技术成果提成
第二十一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将职务技术成果转让或者实施转化后，应当从所得收益中按一定的提成方式和比例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
第二十二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转让职务技术成果的，应当从转让该技术成果的净收入中提取２０％至３０％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并在转让资金到位后的３０日内付清。
第二十三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实施转化的职务技术成果投产后，应当连续３至５年从实施该技术成果产品的销售收入中按１％至１０％的比例提取报酬，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生产规模大、技术创新程度或者技术含量低的，提成比例可以低于１％。
第二十四条 职务技术成果提成的具体比例可以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依据下列因素协商确定：
（一）技术水平、技术难度及技术创新程度；
（二）生产规模、所取得的经济效益；
（三）创造性贡献大小；
（四）对单位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作用。
第二十五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另行约定按新增产值、新增利润等方式提成或者提成比例超过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最高提成比例的，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的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属于国有企业的，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六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征得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同意后，可以将其提成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额，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持有，并签订技术成果持股合同。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依据技术成果持股合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
第二十七条 职务技术成果提成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签订技术成果提成合同。技术成果提成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提成方式、核算办法及比例；
（二）提成的支付方式；
（三）提成起始时间及期限；
（四）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离职后是否继续提成；
（五）技术成果的保密；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第二十八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对职务技术成果转让或者实施转化的财务进行专项核算，并向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如实提供会计核算资料。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有权了解职务技术成果转让或者实施转化的情况，查询有关的会计核算资料。
第二十九条 对于待研究开发或者正在研究开发的技术项目，单位与研究开发人员可以书面形式约定完成该项目研究开发后的利益分配方式和比例。
第四章 争议的处理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向市科技行政部门申请调解处理。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没有或者不能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的会计核算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市科技行政部门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当事人分担。
第三十二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内部的分配比例，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协商确定。发生争议的，依照第三十条规定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违反技术成果入股合同、技术成果持股合同或者技术成果提成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以及评估、会计等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的保密义务，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擅自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使用入股技术成果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持有人是指对技术成果享有合法使用权和转让权的人。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转让，是指将技术成果让与他人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实施技术成果转化，是指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技术成果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是指为完成职务技术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下列人员：
（一）提出和设计该技术成果总体方案的人；
（二）在研制开发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人；
（三）在投产、应用、推广或者实施转化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重要技术难点的人。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技术成果，是指执行单位任务，或者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是指以技术成果作价出资，计入注册资本的金额。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的评估值是指资产评估机构依法对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进行评估所得出的价值。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的作价金额是指当事人对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协商作价的金额或者一致认可的评估值。
第四十二条 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应当遵守国家税收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非公司制企业的技术成果入股参照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军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徐军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诉讼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来说，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是这种哲学观的具体外化，尤其是作为比较重大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谓政治哲学观，是指有关政治及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从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有一个从最初的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逐渐转变的过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测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学观的影响，从而也有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观的转变，适时地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制度作一些调整，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秩序与人权的保障功能。
一、斗争政治哲学观向和谐政治哲学观的转变
斗争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崇尚“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2]。和谐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系统辩证法，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谐产生于对立，相同的东西不能产生和谐，正所谓“和而不同”。主要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强调异质要素通过有序有机的结合，在相反相成中实现互动、互补、互利、协调、和平、和解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把“合二为一”作为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目标，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异质要素间的各种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则”。 “和谐”与“斗争（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决定了谁在处理各种矛盾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方式存在。和谐哲学政治观与斗争哲学政治观，究竟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斗争哲学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观，这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初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中国社会。革命是一种社会的质变，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大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它们与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不一样，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量变。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发展生产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斗争哲学观应当逐渐退居从属地位，和谐哲学观应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长时期内，斗争哲学观仍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国际国内还比较严峻的形势使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同时，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的转变，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自此逐渐有所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转变导致其斗争哲学观逐渐向和谐哲学观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依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谐政治哲学观正式取代斗争政治哲学观而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要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和谐政治哲学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和应用。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哲学观，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再加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它们虽然也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对抗的、强力的，而只能是和谐的方式和途径[3]。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斗争政治哲学观转向和谐政治哲学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必将引发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政治哲学观之所以成为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政治哲学观，也是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和合”思想这一主线。“和合”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4]。可以说，和谐政治哲学观的提出，是传承和弘扬了“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较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受斗争哲学观影响的痕迹仍较明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仍然带有一种专政意味，只是没有1979年《刑事诉讼法》严重而已。其主要表现有：一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司法实践经常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对某些案件不切合实际下达办案指标；还有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制度，时不时召开联席会议，对某些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实行未审先定。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与斗争哲学不无联系。二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虽然有人认为，结合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加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称谓的区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但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只是法院的统一定罪权，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时隔十余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竟然没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不能说没有斗争哲学的影响。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措施缺失，对侦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体程序与制度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较多的是审查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上，而侦查程序却没有太多变化。为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承”1979年《刑事诉讼法》专政色彩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侦查程序。缺少诉讼性而行政化极浓，侦查措施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律师介入举步维艰，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特点，也是斗争哲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四是在证据的运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证本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导致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必须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事实上造成当事人承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自证其罪，也难以避免司法机关为获取当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国家司法机关当成追诉犯罪的一种工具。五是没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行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是为了维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免刑事诉讼沦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专政的手段，杜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现象的发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虽然有一些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由于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样，中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谐政治哲学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政治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谐观念为指导，在宏观上和理论层面理顺好几大关系。和谐社会的前提性条件是对各种主体、各方利益、各种形态的社会存在予以广泛认同和尊重，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和”而不“同”的现实本身才产生了和谐的需要。如果无“异”，也就没有必要强调“和”。因此，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功能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关系：首先是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是刑事诉讼的外部和谐问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关系，才能处理好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处理好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侦查和起诉，起诉和审判，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才有可能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消除行政化倾向。再次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追诉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追诉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程序性质的风向标。权力处于压倒性地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专政性质的行政治罪程序；权力受到抑制，权利得到保护与张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对追诉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过分扩张而压制权利、侵害权利。
其二，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尽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当的诉讼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据此，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上，不仅要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要将社会关系的恢复作为其最终目标；要充分认识到正义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刑罚和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刑事诉讼制度的目标上，要强调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仅将犯罪行为打击了事，还要致力于弥补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真正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中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上，应将刑事诉讼法从过去的专政工具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器。
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
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７日珠海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行为，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进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技术成果持有人、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包括：
（一）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二）技术秘密；
（三）计算机软件；
（四）其他技术成果。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入股，是指技术成果持有人以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作价出资企业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提成，是指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转让或者实施转化职务技术成果的收益中，按一定方式和比例获得分配的行为。
第五条 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应当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 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的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依法办理手续。
第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科技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
政府有关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协同科技行政部门做好本条例的实施工作。
第二章 技术成果入股
第八条 技术成果持有人可以技术成果向公司出资入股。一般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２０％；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可达公司注册资本的３５％，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条 作价出资的金额超过公司注册资本２０％的高新技术成果，应当通过有关科技行政部门的认定。
第十条 当事人对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可以协商作价或者评估作价；当事人一方是国有企业的，应当依法进行评估作价，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并以评估值为依据作价入股。
第十一条 技术成果出资人对其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必须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其他出资人可以要求技术成果出资人提供技术成果权属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以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当事人应当签订技术成果入股合同，技术成果入股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技术成果的名称、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和权利状态；
（二）技术成果的作价方式和作价金额，经评估的，载明评估值；
（三）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及所占出资比例；
（四）技术成果出资人保证技术成果得以实施的义务，其他出资人的出资义务；
（五）入股技术成果的使用范围，技术成果出资人对该技术成果保留的权利范围；
（六）入股技术成果的交付时间和方式；
（七）验收标准、方法、时间和期限；
（八）入股技术成果的保密；
（九）技术股的转让，赠与、继承、质押及清算；
（十）风险责任的承担；
（十一）担保及担保方式；
（十二）收益的核算办法和分配方式；
（十三）后续改进技术成果的权属；
（十四）入股技术成果侵权责任的承担；
（十五）违约责任；
（十六）争议的解决方式；
（十七）名词和术语的解释；
（十八）附件。
第十三条 技术成果入股合同对第十二条所列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适用以下规定：
（一）入股技术成果的使用范围和保留的权利范围不明确的，技术成果出资人不得再作转让或者许可第三人使用；
（二）风险责任的承担不明确的，由当事人按出资比例或者出资额分担风险责任；
（三）后续改进技术成果权属不明确的，归完成后续改进方所有；
（四）入股技术成果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明确的，由技术成果出资人承担，其他出资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股技术成果侵犯他人权益仍然实施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四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以职务技术成果作价入股后，应当按入股技术成果所占股份的２０％至３０％，将股份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持有，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依所持股份分享收益。
前款的具体比例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确定；持股比例超过３０％的，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的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属于国有企业的，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依据技术成果持股合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持股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
第十五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持股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签订技术成果持股合同。技术成果持股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持股比例或者份额；
（二）收益的分配方式；
（三）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所持股份份额变动的条件；
（四）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离职后是否继续持有该股份；
（五）职务技术成果的保密；
（六）股权的行使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争议的解决方式。
前款第（一）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持股比例为入股技术成果所占股份的２０％。
前款第（四）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继续持有该股份。
第十六条 以技术成果出资设立或者入股公司的，技术成果出资人应当如实提供入股技术成果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和风险分析报告，其他出资人应当如实提供生产、经营和资信等情况。
第十七条 出资各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并办理相关的验资及权利转移手续。技术成果出资人应当根据技术成果入股合同提供技术资料和技术指导，协助公司实施技术成果，并达到约定的技术指标。
第十八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通过技术成果持股或者折股取得股权以后，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第十九条 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入股的公司需要增资扩股的，技术成果出资人可以与其他出资人重新协商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或者出资比例。
第二十条 以技术成果入股设立公司的，技术成果出资人和其他出资人应当持技术成果入股合同、公司章程和验资证明等文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公司设立登记手续。以技术成果入股公司或者入股公司增资扩股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入股技术成果及其所占出资比例应当载入公司章程。
第三章 技术成果提成
第二十一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将职务技术成果转让或者实施转化后，应当从所得收益中按一定的提成方式和比例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
第二十二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转让职务技术成果的，应当从转让该技术成果的净收入中提取２０％至３０％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并在转让资金到位后的３０日内付清。
第二十三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实施转化的职务技术成果投产后，应当连续３至５年从实施该技术成果产品的销售收入中按１％至１０％的比例提取报酬，分配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生产规模大、技术创新程度或者技术含量低的，提成比例可以低于１％。
第二十四条 职务技术成果提成的具体比例可以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依据下列因素协商确定：
（一）技术水平、技术难度及技术创新程度；
（二）生产规模、所取得的经济效益；
（三）创造性贡献大小；
（四）对单位的生存与发展所起的作用。
第二十五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另行约定按新增产值、新增利润等方式提成或者提成比例超过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最高提成比例的，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的权力机构讨论决定；属于国有企业的，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第二十六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征得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同意后，可以将其提成折算为股份或者出资额，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持有，并签订技术成果持股合同。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依据技术成果持股合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
第二十七条 职务技术成果提成的，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与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签订技术成果提成合同。技术成果提成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提成方式、核算办法及比例；
（二）提成的支付方式；
（三）提成起始时间及期限；
（四）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离职后是否继续提成；
（五）技术成果的保密；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第二十八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应当对职务技术成果转让或者实施转化的财务进行专项核算，并向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如实提供会计核算资料。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有权了解职务技术成果转让或者实施转化的情况，查询有关的会计核算资料。
第二十九条 对于待研究开发或者正在研究开发的技术项目，单位与研究开发人员可以书面形式约定完成该项目研究开发后的利益分配方式和比例。
第四章 争议的处理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向市科技行政部门申请调解处理。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没有或者不能达成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的会计核算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共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市科技行政部门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费用由当事人分担。
第三十二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内部的分配比例，由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协商确定。发生争议的，依照第三十条规定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违反技术成果入股合同、技术成果持股合同或者技术成果提成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以及评估、会计等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的保密义务，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职务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给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擅自转让或者许可他人实施、使用入股技术成果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持有人是指对技术成果享有合法使用权和转让权的人。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转让，是指将技术成果让与他人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实施技术成果转化，是指技术成果完成单位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技术成果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是指为完成职务技术成果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下列人员：
（一）提出和设计该技术成果总体方案的人；
（二）在研制开发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的人；
（三）在投产、应用、推广或者实施转化过程中直接参与解决重要技术难点的人。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称职务技术成果，是指执行单位任务，或者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是指以技术成果作价出资，计入注册资本的金额。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的评估值是指资产评估机构依法对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进行评估所得出的价值。
本条例所称技术成果的作价金额是指当事人对出资入股的技术成果协商作价的金额或者一致认可的评估值。
第四十二条 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应当遵守国家税收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非公司制企业的技术成果入股参照适用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