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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办法

（2011年11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6号）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办法》于2011年11月27日经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11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实施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军事设施保护坚持分类保护、突出重点、协调发展、军地共管的原则。

　　第三条 依法保护军事设施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的共同职责。

　　省军区、军分区（警备区）、县（市、区）人民武装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军事设施保护的有关工作。

　　省、设区的市、自治州和设有军事设施的县（市、区）设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军事机关、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应当加强军事设施保护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依法保护意识。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宣传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向当地单位和个人进行军事设施保护宣传教育。

　　第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对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保护范围

　　第六条 军事设施保护范围包括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军事管理区以及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

　　第七条 军事禁区是设有重要的或具有重大危险因素的军事设施、国家采取特殊措施重点保护的区域。

　　下列军事设施所在区域应当划为军事禁区：省、军级以上指挥防护工程；战略导弹作战、试验、训练、储存基地及其指挥、技术工程；有特殊保护要求的武器试验、储存基地；总部、军区、军兵种、国防科工委直接管理的通信枢纽、重要技侦基地、侦测台站；飞机洞库；军用大型军械、弹药、油料、爆材和化学燃料仓库；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规定的其他重要军事设施。

　　第八条 军事管理区是设有比较重要的或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军事设施、国家采取严格措施予以保护的区域。

　　下列军事设施所在区域应当划为军事管理区（其中已划为军事禁区的除外）：有部队驻守的设防地域；团以上部队机关（含科研、设计、教学单位）和各种导弹区，部队营区、哨所；军用机场；地空导弹和高炮、雷达、观通阵地；常规武器试验基地；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固定台站，以及土地使用权属军队的天线场；团以上部队的靶场、训练场、训练基地；军用固定输油管线的泵站；军用仓库；以及解放军总参谋部规定的其他比较重要的军事设施。

　　第九条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是根据保护军事禁区内军事设施的要求，在禁区外围划定的必须采取安全控制措施的区域。下列军事禁区应当在其外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一）军事禁区面积较小，仅在禁区内采取防护措施难以保证军事设施安全保密需要的；

　　（二）军事禁区内军事设施具有重大危险因素的；

　　（三）军事禁区内军事设施有防电磁辐射、电磁干扰等特殊技术要求的。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应当与军事禁区同时划定。

　　第十条 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其他军事设施安全保护范围，是根据军事设施保护要求，正封闭伪装的、散在的、点线状的军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区域，包括作战工程、军用铁路、公路、管线等。

　　第十一条 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军事管理区的划定、调整或者撤销，由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军事机关提出申请，经同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组织相关部门踏勘后提出意见，报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军区审批。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未纳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作战工程的安全保护范围，由省军区或者军事设施管理单位的上级军级以上单位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军区批准。

　　未纳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军用铁路、公路、管线等其他军事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本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依据国家有关保护铁路、公路、管线等设施的规定确定。

　　第十二条 军事禁区（不含空中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范围，一般应当与获批用地范围一致。有特殊保护要求的军事设施需要适当扩大保护区域的，应当商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同意，报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军区审批。

　　第十三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应当设立标志牌，沿边界修筑围墙、设置铁丝网等障碍物或者界线标志。军事禁区安全控制范围外沿应当设置安全警戒标志。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标志牌由省人民政府制作，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统一发放，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置，设置地点与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商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标志牌，不得擅自设定、变更军事设施保护范围。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禁止军事禁区管理单位以外的人员、车辆、船舶进入军事禁区。确需进入的，国内人员、车辆、船舶须经主管军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国（境）外人员须经主管军区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

　　第十五条 禁止航空器进入空中军事禁区，确需进入的，须经主管军区级军事机关批准。

　　未经军区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不得在陆地、水域军事禁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活动。飞行管制部门审批低空飞行航路、航线，应当避开军事禁区。

　　第十六条 未经军区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禁止在陆地、水上、空中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描绘和记述。经批准的上述活动，须在该军事禁区管理单位监督下进行，所获资料由该军事禁区管理单位审核，并报批准机关审查、作保密技术处理后方可使用。

　　第十七条 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以外的国内人员、车辆、船舶进入军事管理区，须经军事管理区管理单位同意。国（境）外人员进入军事管理区，须经主管军级以上军事机关批准；经批准进入的，不得乘坐自备交通工具。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交通、建设、规划、水利、林业、通信等部门审批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的探矿、采矿、采石、挖砂、建设、采伐林木、设立通信设施等项目，应当征求该军事禁区管理单位的意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批准从事上述活动，不得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

　　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禁止从事爆破、射击活动，禁止修建可以通视军事禁区的建筑物、构筑物，禁止建设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项目。

　　第十九条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经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批准，可以在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划定对外开放通道。国（境）外人员可以按照指定路线在通道内通行，但不得在通道内滞留。

　　第二十条 禁止下列危害军用和军民共用通信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在地下通信线路两侧各一米范围内钻探，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矿渣或者腐蚀性物质；

　　（二）在市区外通信线路两侧各二米、市区内通信线路两侧各零点七五米范围内栽种植物；

　　（三）在地下通信线路两侧各三米范围内挖砂、取土、采矿、采石，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

　　（四）在通信线路安全范围内进行爆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确需在通信线路沿线附近进行建筑、道路、桥梁、水利、农田建设施工，架设线路，敷设管道等的，应当经通信线路管理单位同意，并在其指导下采取技术防范措施后方可动工。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下列危害军用铁路专线安全的行为：

　　（一）损坏或者擅自移动、拆卸铁路设备、器材；

　　（二）在铁路专线两侧各八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挖砂、取土、挖沟、采空作业；

　　（三）在威胁铁路专线安全的范围内设立生产或者贮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仓库，或者爆破、采矿、采石。

　　第二十二条 军用公路专线、部队进出口公路、战备及其迂回公路两侧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挖砂、取土、采石、采矿、爆破、倾倒废弃物或者其他危害公路安全的行为，公路用地两侧各五米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三条 禁止下列危害军用输油、输气、输水管道安全的行为：

　　（一）损坏管道，移动、毁损、涂改管道标志，擅自开启、关闭管道阀门或者在管道上接口；

　　（二）在埋地管道上方巡查便道上行驶重型车辆；

　　（三）在地面管道线路、架空管道线路和管桥上行走或者放置重物；

　　（四）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取土、采石、用火、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种植林木；

　　（五）在穿越河流的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百米范围内，抛锚、拖锚、挖砂、挖泥、采石、爆破；

　　（六）在管道专用隧道中心线两侧各一千米范围内，采石、采矿、爆破。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下列危害军用输电线路安全的行为：

　　（一）擅自拆卸杆塔或者拉线上的器材，擅自在输电线路上接线，移动、损坏永久性标志或者标志牌；

　　（二）在架空线路两侧各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种植竹木，烧窑、烧荒，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易爆物品或者其他影响供电安全的物品；

　　（三）在地下电缆两侧各零点七五米范围内堆放垃圾、矿渣、易燃易爆物品，倾倒腐蚀性物质，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栽种深根植物。

　　第二十五条 军用弹药、油料、爆材和化学燃料仓库等军事禁区安全控制范围内禁止从事烧窑、烧荒、爆破等危害其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没有部队驻守、已经封闭伪装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助航、导航、测量等标志，可以由主管单位委托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企业事业单位安排人员看护，并签订看护协议，定期组织检查，确保其使用效能不受影响。看护人发现危害军事设施的行为，应当制止并及时报告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军事设施保护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征求同级军事机关的意见：

　　（一）编制、调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

　　（二）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

　　（三）开辟口岸、贸易区、旅游景点；

　　（四）申请核电、风电、火电、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新建军事设施，涉及规划调整、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征求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意见。

　　第二十九条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将军事设施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告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必要时可以提供经保密技术处理的军事设施有关资料。有关人民政府应当承担保密义务，控制知密范围。

　　第三十条 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了解掌握军事设施周边情况，发现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情形，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和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报告。接到报告的政府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军事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应当通过向国家争取和从省本级财政适当安排等渠道筹集资金，对因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内以及未纳入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的军事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军事设施保护造成经济利益受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适当补偿。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处罚：

　　（一）非法进入军事禁区，不听制止的；

　　（二）毁坏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围墙、铁丝网或者界线标志的；

　　（三）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的；

　　（四）在军事禁区非法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描绘和记述的。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危害军事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由军事设施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权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军事单位违反规定设置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标志牌的，由当地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予以收缴，并给予警告。

　　现役军人、军内在编职工破坏军事设施的，依法给予军纪处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规定批准建设项目危及军事设施安全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予以纠正，并责令审批部门和建设单位采取措施予以补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军事设施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试论“辩诉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前言：
　　辩诉交易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又称辨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辨诉协议（Plea Bargaining）（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制度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移植的必要性、与审查起诉阶段辩诉交易的区别、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几点设想略作陈述，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一、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进辩诉交易之必要性
1、有助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减轻了对一些犯罪分子的处罚（如共犯、行贿人等），似乎有放纵犯罪之嫌；但若无这些知情人的配合，侦查人员侦破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更是难上加难。将“减轻知情人的处罚”与“无法侦破重大案件”这二者的危害性两相权衡，显然前者，也就是辩诉交易更有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2、有助于取得案件关键证据，推动案件的侦查进程，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的失败风险。现在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隐蔽，犯罪分子的心里防线也越筑越厚，如果没有知情人从中协助，很难打开案件“突破口”。问题是知情人多半也是参与者，如果不能打消知情人“举报别人就是害了自己”的顾虑，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协助。在证据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证据的缺乏足以导致整个案件的流产，令侦查人员为之扼腕叹息。
3、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本意。在辩诉交易相对人①的积极配合下，侦查人员能够更好地发现犯罪，进一步深挖案件真相，尽可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贪污贿赂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无罪之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可能会违心认罪换取缓刑；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由于案件主体的特殊性，证据的复杂性，损失的客观性及牵涉人员的广泛性等种种因素，将“无罪之人认罪”这种几率降至最低，弱化了辩诉交易在这方面的缺憾。
4、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国有资产。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利益均为国家利益。侦查人员侦破的案件越多，越能挽回国家损失。辩诉交易的实施会有力的促进一批大案要案的侦破，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流失。
5、辩诉交易的实施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辩诉交易，侦查人员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线索成型率②，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成功侦破，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震慑了蠢蠢欲动的“边缘人”，促进了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阶段与起诉阶段虽然同属于刑事诉讼法范畴，但这两阶段的辩诉交易有很多不同之处。
1、二者的适用目的不尽相同。在起诉阶段适用辩诉交易③，重点是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侧重于程序方面；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主要是为了寻找能够定罪的证据或线索，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认定。
2、二者适用对象不完全一样。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相对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辩诉交易相对人多是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如行贿方转作污点证人；知情人接受侦查人员“对其其他问题不予追究、曝光”的协议，提供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
3、二者交易的事项范围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事项多为案件本身，即以认罪换取较轻的处罚；而侦查阶段的交易事项则不限于案件本身，可以是相对人的其他犯罪行为、其他违法行为（如嫖娼行为）或是违纪事项（如违规安排亲属工作），范围比起诉阶段要广的多。
4、法律后果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可以适用“从轻、减轻、免除”等法定的减轻刑罚的手段，同种案件的辩诉交易结果很可能因辨诉双方的辩诉协议不同而不同；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一旦达成，多为不追究法律责任（如行贿方积极配合，以换取对其不予追究），否则辩诉交易相对人将疑虑重重，不肯配合，不能达到辩诉交易的预期效果。
5、监督权归属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由法院监督，对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都进行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则对辩诉交易结果不予承认；而侦查阶段的某些辩诉交易是以“不立案”或“不揭发”④为结果的，这种辩诉交易天生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其他问题（如侦查人员徇私枉法）。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辩诉交易的一些问题。
1、辩诉交易是否会引起一些相对人对辩诉交易的曲解，导致辩诉交易的滥用。辩诉交易原本是一种为了侦破案件而采用的权宜之策，但是如果侦查人员控制不当或过分依赖辩诉交易，很可能会导致相对人将辩诉交易当成法宝，不讨价还价就不作证、不坦白，这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十分不利。如何平衡辩诉交易的积极影响与负面影响的相互关系，是适用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2、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定。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大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但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以大量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来换取司法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否则，侦查人员很可能会对用于交易的、超越管辖权犯罪案件的危害性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为了认定几万元的受贿罪，而用走私百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不予追究”的辩诉交易。这无疑违背了适用辩诉交易的本意。
3、辩诉交易的效力问题。在现阶段，侦查人员如果与某案件的从犯达成“不予追究”为结果的辩诉交易，多半会被公诉部门或法院以“遗漏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为由而否定。这样就使侦查人员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辩诉交易相对人会指责检察机关的出尔反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侦查人员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只能冒着“两个嫌疑人都定不了罪”的危险而对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分主（犯）从（犯）均立案侦查，法律效果可想而知。如何让辩诉交易的结果得到起诉部门及法院的认可，是辩诉交易在侦查阶段适用时的又一大障碍。
4、辩诉交易由谁有效监督的问题。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会孳生腐败。如果对贪污贿赂阶段的辩诉交易权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那时就会出现“抓小（额）放大（额），抓从（犯）放主（犯）”等奇怪的现象。还有，侦查工作的秘密性又导致案件知情范围很小，直接影响辩诉交易的透明度。一个长期有效的监督制度是辩诉交易正常发挥作用的保证。

四、关于适用辩诉交易的几点设想：
1、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阶段推行辩诉交易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作基础。法制环境是透视一个国家执法水平的窗口。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实行辩诉交易的大前提。从经济建设水平到法制建设进程，从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到执法素质，只有达到较高水平的地区和人员才具备执行辩诉交易权的必要条件。建议先在适宜的地区进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辩诉交易”试点工作。
2、辩诉交易的适用尺度要把握好，从制度上防止辩诉交易权的滥用。
（1）启动辩诉交易程序的规定要明确，须为“确有必要时”才可使用，并对“确有必要”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应当至少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交易目的必须为获取定案的关键证据；第二，被交易事项在量刑上，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方面，必须远远小于当前案件可能获得的刑罚、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等（需要综合考虑）。
（2）辩诉交易主动权要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防止相对人“反客为主”，使侦查活动陷入被动。
（3）以“超越管辖权的案件”为辩诉对象换取贪污贿赂案件证据时，应有更严格的范围限制。侦查人员进行辩诉交易前要反复掂量孰轻孰重，要从大局出发，杜绝“部门本位”思想。
3、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须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认可，以维护侦查人员做出承诺的公信力。另外，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范围也应有明确规定，即仅限于当次案件有效。今后再经他人（包括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举报的线索、证据，侦查（或有权查处）机关进行调查不受此次辩诉交易的限制，即辩诉交易相对人仅具有一次“侦查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些人将辩诉交易当作自己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4、侦查人员要注意利用各种手段巩固辩诉交易的效果。辩诉交易只是一种获取证据的手段，侦查人员并不能完全依赖辩诉交易的结果，必须用各类证据对辩诉交易得到的证据（或证言）一一加以印证，形成牢固的证据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辩诉交易的效果。
5、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要给与适当监督。在这里，监督的重点是“适当”二字。一方面要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但另一方面监督范围又不宜过大，以免过分束缚侦查人员手脚。笔者认为：在内部以主管检察长审批为最佳；外部以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能部门进行单线监督为宜，特别重大案件的辩诉交易层报省级检察院备案。
6、在辩诉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辩诉交易相对人进行辩诉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其次，侦查人员要让辩诉交易相对人充分了解交易后果；还有，就是要让辩护律师⑤从嫌疑人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接受协议和接受审判的利弊，从而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① 辩诉交易相对人，指与检察机关进行辩诉交易的人员。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同案共犯等。
② 线索成型率，指从举报中心转来的、经过初查能够立案侦查的线索占总线索的比率。是衡量贪污贿赂工作的一个指标。
③ 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采用“辩诉交易”结案的案件。合议庭根据公诉机关向法院递交的辩诉交易申请，重点就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程序性和实体性审查，当庭予以确认。此案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时二十五分钟。
④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某案件知情人对案件情况闭口不谈，但当侦查人员抓住其有嫖娼行为时，他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言明只要不把他的嫖娼行为移送单位处理，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综合考虑之后，侦查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一例典型的以“不揭发”为结果的辩诉交易。

⑤ 这条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为相对人的情况而言。因为律师从经济收益上考虑是不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如果案件开庭，律师将能拿到更多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