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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2011]37号



广安市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置办法



　　《广安市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置办法》已经2011年9月14日三届市人民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市长： 侯晓春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广安市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预防和及时妥善处置医疗纠纷，依法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医疗安全，维护医疗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广安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

　　第四条 处置医疗纠纷应当遵循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和及时化解、控制升级、依法处置的原则。

　　第五条 卫生、公安、司法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指导监督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置工作。

　　第六条 患方的生命权、健康权、知情权等依法受法律保护。患方应当尊重医务人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和解决医疗纠纷，维持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

　　第七条 各级各部门应认真履职。患方所在地政府、基层组织、卫生部门应当积极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及处置工作。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医疗场所治安管理，依法处置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监督。

　　财政部门应当依法负责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保障与监督管理。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加强对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监督管理。

　　民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做好医疗纠纷中涉及尸体的火化和丧葬等处置工作。

　　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力求客观公正，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八条 各级政府应当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司法、卫生、财政、公安、维稳、宣传、民政、信访、保监等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第九条 市和区市县应在各级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下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医调委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医调委组织性质、人员构成、工作机制、经费来源等具体事项，由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条 市、区市县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建由医学、药学和法律等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库，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专家咨询。

　　第十一条 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机制。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机构保险费用从业务费中列支，按规定计入医疗成本，不得因参加医疗责任保险而提高现有收费标准或者变相增加患者负担。

　　医疗责任保险投保方式和理赔办法由保险管理等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章 医疗纠纷的预防

　　第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规范医疗机构执业准入，加强对医疗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利益。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加强自身管理，建立健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置工作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医疗安全。

　　（一）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务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公示制、责任追究制、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度、医患沟通制度、安全责任制度。

　　（二）医疗机构应当设立患方接待场所，落实专门人员接受患方咨询和投诉。

　　（三）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完善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四）医疗机构应当设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加强对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

　　（一）遵守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操作规范；

　　（二）树立敬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增强责任心，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三）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四）在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及医疗费用等情况，并及时解答其咨询；

　　（五）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的规定书写病历资料，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 患者及其家属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维护医疗秩序；

　　（二）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进行诊断、治疗和护理；

　　（三）按时支付医疗费用；

　　（四）发生医疗纠纷后，依法依规表达诉求。

　　

　　第三章 医疗纠纷的报告

　　第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导监督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规范医疗纠纷报告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并按规定报告医疗纠纷，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对发生的医疗纠纷或者发现患方有扰乱医疗秩序的，应当按规定程序报告，接到报告的人员在按规定向上级报告的同时，还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并按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八条 严禁患者、患者家属及相关人员实施下列行为：

　　（一）聚众占据医疗机构诊疗或办公场所，或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

　　（二）拒不将尸体移放殡仪馆，或在医疗机构拉横幅、设灵堂、张贴大字报；

　　（三）阻碍医师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者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干扰医务人员正常生活；

　　（四）故意破坏医疗机构财产、设备和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

　　（五）将病人、老年人等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滞留医疗机构；

　　（六）围堵医疗机构和诊疗场所，限制人员和车辆出入；

　　（七）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八）其他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

　　患者、患者家属及其他相关人员如实施上述行为，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第四章 医疗纠纷的处置

　　第十九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启动医疗纠纷预防及处置预案，并按下列程序处置：

　　（一）应立即组织人员对纠纷进行调查处理，及时对患方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耐心听取患方反映的意见、要求，组织专家初步判断医疗纠纷有无医疗缺陷，并及时将专家判断意见告知患方。

　　（二）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封存和启封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

　　（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按规定将尸体移放殡仪馆。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医疗机构应告之患方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进行尸检，并经专家确认。

　　（四）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置的办法和程序，及时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引导患方依法解决纠纷。

　　（五）医患双方愿意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应当在医疗机构专用接待场所进行。患方来院人数在5人以上的，应当推举1—5名代表进行协商。

　　（六）医疗机构对医疗纠纷处置后，应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医疗纠纷处置报告，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情况。

　　第二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关于医疗纠纷的报告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应及时赶赴现场，了解情况，向医患双方讲明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和方式，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纠纷及其处理情况。

　　（二）责令医疗机构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三）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教育疏导工作，引导医患双方依法妥善解决纠纷；

　　（四）当事人申请行政处理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接到关于医疗纠纷的治安警情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

　　（三）依法及时处置现场发生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四）患方拒绝将尸体移放殡仪馆，劝说无效的，超过两小时应由公安部门依法强制移尸。

　　（五）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并追究违法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应当依照《保险法》相关规定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向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报案，并如实向承保公司提供医疗纠纷的有关情况。

　　承担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医疗机构报案后，应立即派人赶赴现场参加医疗纠纷的调查处理，协商理赔事项。

　　第二十三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纠纷理赔事项。赔偿金额在l万元以上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应当通知保险机构参加。

　　第二十四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调委申请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医调委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司法鉴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司法鉴定；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医调委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调结；到期未结束的，视为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直接向医疗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受理诉讼后，卫生行政部门或医调委不再受理其处理或调解申请，如在诉讼前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或调解。

　　第二十七条 经医调委调解达成协议的，医患双方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医调委对赔偿诉求金额在1万元以上（含1万元）20万元（含20万元）以下的医疗纠纷，可以直接调解；对赔偿诉求金额超过20万元的，必须经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鉴定后，方可进行调解。

　　第二十九条 医调委制作的调解协议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调解书或判决书，应当作为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的依据，被保险人据此申请赔偿保险金的，保险机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予以处理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未制定有关医疗纠纷处置预案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三条 患者、患者亲属及相关人员出现本办法第十八规定所涉及的行为，干扰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医调委及其人民调解员在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严重失职或者违法违纪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违反本办法规定，拖延赔付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六条 人民警察在处置医疗纠纷过程中，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新闻机构或新闻记者对真相未明、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医疗纠纷作严重失实报道，或在报道中煽动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指患方，包括患者、患者亲属及其他相关人员。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广安市医患纠纷预防及处置暂行办法》自本办法施行之日失效。



评清末新律
--从立法主旨析其成败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北京 100084）


摘 要：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关键词：清末新律 沈家本 仁 礼
清末修律，无论如何评价，都不失为中国近代法律变迁中的最重要一页1。它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向近现代法制的转型；同时，亦是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过程2。可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3。然而，时过境迁。两千年前的思想大变革把传统中国引向繁荣，而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次改良没有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这一迥然相异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一、背景和起因
建立在封建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清王朝，到乾隆后期，特别是嘉庆以来，更加腐朽4。政治的黑暗，加之大官僚、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劳动人民日益破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而正当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动摇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却有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5”。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昏愦和推行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战争失败，从此，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尽管清朝统治者在一个时期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但在人民革命力量的不断打击和帝国主义的胁迫下，特别是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之后，清朝统治者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清政府在与各国修订商约时，英、日、美、葡四国表示如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的虚假诺言，刺激了清政府修律的积极性，力图“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条，“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镇压中国人民，反映官僚买办阶级的要求，调整新的社会关系6”；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来掩盖其专制统治的实质，欺骗人民，抵制和破坏革命，清王朝不得不对其原有的法律作了一系列较大的修改。
与此同时，法学理论界也作好了准备。西学东渐以来7，西方法律文化的流播，使中国传统法制的残暴、野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8，一些早期的改良派人士和其后而起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于对旧有法律以及旧律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的猛烈抨击之中。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法制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传统律典所依据的法律价值观也开始动摇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其中的不少人对西方法律进行了研究，回国后翻译西方法律书籍，宣传西方法律；甲午年以后，国内留学人数日益增加，许多留学生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9，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步伐10。时代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便成了清末修律最为直接的背景。
二、修律主持人
大概在许多人心目中，沈家本简直就是清末法律改革的化身11。这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和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的整个后半生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12。可以说，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同样，离开沈家本，我们也难以把握清末新律。那么首先让我们考察这位“使肩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制的桎梏中挣扎出来，并为其创造了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宏远架构13”的清末修律大臣。
沈家本出身于科举正途，在清政府刑部供职三十余年，对大清律例以及历代的刑狱档案都谙熟于胸。在海禁已开、西学东渐的时代里，他的法学视野又并非囿于中国传统律学，还曾精研欧美和日本等国的法典及其最新学说14，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影响颇深，并力主“采撷精华”以“稍有补于当世”15。身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置身于“日处阽危，忧患近切”的清末时局，沈家本不得不把中国法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半个世纪爱国思想的积淀，以及亲身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凌辱16，使他亟希望通过修律而有助于匡时救国17。然而，清廷虽然给予了沈家本修律大臣的职位，却没有给他自由宽松的修律环境。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二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即所谓：“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穷变通久……”，但究其实际，无非是在内忧外患下为维持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18。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弦”。这就在事实上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清末改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沈家本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遵旨修律；另一方面又要遵旨不得触动旧律的根本。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和清王朝位列朝班的重臣，他对于这个方针自不能有任何的违背。为此沈氏一方面释明“法律之损益，随手时运之递迁……推诸穷通久变之理，实今昔之不宜相袭也19”。另一方面又要“不戾乎我国世代相沿之礼教、民情20”。在这新旧混杂，充满矛盾和多元的思想指导下，清末新律的主旨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指导思想
“仁”的再发现。
这一历史事实要追溯到西学东渐之初。当国人对旧有法律及其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展开批判时，最先捡起的武器不是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之类新学说，而是古老儒学中的“仁学”思想21。梁启超概括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情形时曾说：“盖当时之人，决不承认欧美人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22”。可以想见，在西学东渐尚欠深入，旧思想、旧文化仍占居统治地位的时候，任何新思想、新制度的引入必须经过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发掘素材。于是，“仁”这一古老命题便被赋予了批判旧制、启蒙国人的艰巨重任，成了诊治自大与好古的一剂良药23。
沈家本的“仁政”思想，其主流依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比如仁慈、仁厚、仁爱、宽仁等。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沈家本、伍廷芳联名奏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其中指出：“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24。”他们还借西人之口批评中国旧律的“不仁”：“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残酷，近百数十年，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美，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夫西国首重法权……方今改定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25”正是这种试图通过变革传统法律来带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达到外勤远略，内平近忧和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并在短期内革除中国法律数千年积弊的主观愿望，改变了沈家本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执著，在思想不甚成熟的情况下，将西方民主主义人权法律观和传统中国的“仁政”合为一体，这便是他的“新古相通”论和“古源新流”说26。
要说“仁”和“仁政”，孔、孟当然是最有权威的了，不过《论语》中的“仁”的涵义十分广泛，难以笼统地加以概括。我们能得到的大抵是爱和同情心这两个基点27，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现通称为《论法的精神》）时，曾以“仁”作为批判的标准来比较中西法制：“今夫狱未定而加入以刑，天下至不仁之政也……论者其勿言复刑讯，而言其所以行此无刑讯者，仁者用心，政如是尔28。”晚清维新志士谭嗣同对“仁”的阐发最为透彻，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在他的力作《仁学》一书中，谭嗣同以满腔的热情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纲常名教，用民主、自由等新的价值观念，阐述了仁的唯一宗旨：平等！沈家本则力图寻找出中西法律所共有的精神，于传统中寻出“新理”。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法律所提倡的仁义教化与西方法治中所体现的民主人权，其宗旨是大体相仿的，西方的“法治”绝不同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倡的类似于专制的“法治”，所谓“申朝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人民治安为宗旨，从有自由之便利29。”于是，西方的民主与人权观念在中国找到了落脚点，而这一中西折衷主义形成的基础，仍是儒家法律思想。他说：“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并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30。”主张新学要旨包涵在旧学之内：情理二字，是新旧法学的共同核心。沈家本所主张的把新旧中西法学揉合一起的兼收并蓄、博才众长之说，正是“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但期推行尽利，正未可持门户之见也。”在这里，不持门户之见，虽然具有积极因素，但是以孔儒的“情理”之学来统帅新旧法学的合二而一论，多少是值得商榷的31。从某种意义上说，沈家本将“仁政”和君权合而为一，“尊王”，“忠君”，赞成立宪，但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32。新律中的一些变革之处，虽在体例上与西法相近，然精神无不本于旧制古训和“仁德”思想33。然这种以传统法律中的精华比附西方法学法制，从而间接寻求到西方法学及法制传入的历史依据，在根本上维护“君权”，是沈家本变革法律，研讨法律的最大特点，其中固有推古改制之嫌，这种颇为牵强的比附固然减轻了传统的阻力，但传统的精华却难免被淹没于西学之中，得不到真正的更新，变革于是也难免流于形式。西方的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了，新的法律机构成立了，但人们的法律观念依旧，法学依然衰微。
“礼”与法。
中国社会重礼轻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法律自草创时便与人伦道德相联系34。秦始王为政，最遭人痛恨的便是其立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春秋决狱”之风日盛，“隆礼轻法”之势日行，历朝正史中所载，无不强调法律为弼教的手段，且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治国下策。这一思想在清代发展到了极至：1901年初的“变法”上谕中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此即为修订法律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雷池35。国人的轻法意识和统治者对“法治”的排斥，是沈家本在法制改革中遇到的最为直接的障碍。于是，他从概念下手，对法律观念加以改造，他认为，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在于中国人对法的理解有失于狭隘和偏颇。国人历来视“法”为以恶制恶的工具，法即为刑。因此，若没有礼教的指导及道德的约束，重法就难免滥刑。这种对法的狭小视野导致了人们对法的畏惧抑或不屑。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西人的法不仅仅是“刑”：说者谓西方“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之异译，不专指刑法一端36。这就肯定了西文“法”可译为中文之“礼”、“理”、“法”、“制”等。西方法律观念的输入，打破了行“法治”必须“重刑罚”的传统格局，将法治引向文明。 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和经世实学的务实精神37，使沈氏坚实地从中国国情出发并引进西方法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制律原则：即确定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38”的修律方针，这便是在不动摇名教纲常的前提下，主张东西互补。他指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之谓愚39。”如果继续墨守成规，泥古而不化，那么，“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其伏绌之数不待智者而知之矣40。”只有通过修律，改变中国固有的传统法系，才能“与各国无大悬绝。”沈家本通过对已掌握的中外法律材料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找到最适合中国君主政体又能为外国所承认的法律条文，但是，沈家本毕竟体察到了西学新说与名教纲常之间的矛盾，而当它们发生冲突时，他坚持选择了后者，把不与礼教相抵触作为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前提41。总括以上，沈家本对于晚清统治集团确定的修律宗旨不仅领悟，而且作了主动详尽的发挥，并贯穿在他主持的整个修律实践之中42。
“《大清新刑律》之编纂，民间诸方面各有批评。或因其内改革弊制之端绪而表赞成，或谓系破坏礼教之先声而唱反对……43”这便是发生在清末修律中著名的“礼法之争”。所谓唱反对论者，前有张文襄（之洞），后有劳乃宣，又有刘廷琛。而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如何处理新律中某些涉及伦常的问题。沈家本划分了礼与法的界限，使法律首次挣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从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将有关道德风俗范畴的条款析出，不再入刑律，以示礼法的不同性质，从而改变了“出礼而入刑”的传统制度与观念。“礼教派”对此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沈家本运用“会通中外”的立法方法，虽然把“世界通行之法制”，“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从繁杂的中外法律材料中撮出来，并植入中国法律的躯体，使中国法律在规范、制度的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化的形态，但是沈氏没有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制方案，对未被制定成法律条文却支配着中国社会本身的“活法”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制订新刑律时，沈家本“其立论在离法律与道德教化而二之，视法律为全无关于道德教化44。”这一做法显系矫枉过正之举45。然依笔者之所见，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之差异并非视而不见46，在悉心中外法律之后，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47。”尤其是在国内教育未能普及，审判人才缺乏，警察、之规程，监狱之建制尚未完善之际，聚行西法不合进递之理，必然会引起社会震动，产生推进新法的莫大阻力。有鉴于此，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48。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文化同出一源，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在制定民律时，沈家本说：“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悉周知，恐民商各法，见诸实行必有窒碍，与其成书，之后多所推求，易若削简之初，如意慎重49。”正是清廷“以民情风俗”为念的谕旨和沈氏“风土人情”的观念使“礼教”在清末修律中得以维系。在法律移植问题上，如何实现外来法与本国法的结合，使新法既具有先进性又兼顾社会稳定，既体现世界性又反映民族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清季的中国并非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是拥有自己数千年法律传统的文明古国，不难想象，大量外来文明法律的植入，必然会对中国固有法律产生一定的冲击，其碰撞的结果至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外来的战胜了固有的，即所谓的“全盘西化”，或者是基本西化；另一种是双方不分胜负，势均力敌，这就是所谓的“中西融合”或“中西参半”，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可能是中多西少，也可能是西多中少。沈家本基于时势发展的需要，大力引进西方法律和法学，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参考借鉴，取精用宏，而决不是不问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西法，甚至盲目崇洋，否定中国固有的法学50。所谓“不深究夫中律之本源，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杂糅之，正如枘凿之不相入51”，这不仅取决于清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贯主张，更是沈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的个人思想倾向的必然反映，“仁”还是“礼”，都没有将清末修律引上西方化轨道。
四、结语
按照历史法学派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法律乃是该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民族则有不同的法律传统，泰东泰西可大别为两大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传统52。清末修律，即是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尽管沈家本抓住了变革的关键所在，却找不到变革的出路，只想硬闯一条道路来。他曾叹惜戊戌变法“欲速而不达”，但不变亦变的局势也将他逼上了此路。前师之车，后世之鉴，在当代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也应不去追随，抑或少去追随那些与西方貌合神离的东西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与“不变”，实质是一个民族本性问题，尤其是民族政治传统问题，政治专制不变，任何怪圈都跳不出去，国破而家亡，也就成了百年不变之局。


1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2 郭成伟，郭瑞卿，《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路径》，《金陵法律评论》2001·秋季卷
3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空前动荡，引起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流派竞相表现自己，号称“百家争鸣”。所谓“百家”，不过为泛指而已，影响大者有法、儒、道、墨等家，在他们改造社会的理论中，法律思想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 嘉庆年间，指公元一七九○——一八二○年
5《列宁全集》第一卷，第545页
6 范明章，雷晟生编著，《中国近代法制史》，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7 清季，东西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向固闭的中国输入了先进的西洋物质文明，也输入了宗教、哲学、法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文化知识，史学上称之为“西学东渐”。
8 苏亦正，《明清律典与条例》，第30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 此外，清廷还聘请外国法学家担任法律学堂的主讲和参与立法的顾问。同时大量组织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法规，先后译成法、德、俄、意、美、日、芬兰等国刑法；德国民法；日、德、美等国诉讼法，共三十余种。（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0 法史学界一般公认的外国法律输入中国的渠道主要还包括以下几种：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传教士的渗入；驻外公使对清廷的影响和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客观作用。
11 当然如何评价沈家本其人，学界历来是存有争议的。众所周知，早在沈氏主持修律期间就曾遭到不少非议，这种非议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以致当时有所谓“反沈派”之称（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37年版）；令人奇怪的是，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贬声渐渺而褒声则几有震耳欲聋之势，尤其是在1990年秋，适逢沈氏诞辰150周年之际，中外法律史学者荟萃杭州，对沈氏“推动我国法律近现代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参见《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在此，笔者认为，评价沈家本应建立于清末法律改革本身之上，过分夸大一个人的功绩和伟大之处是不足取的。
12 张铭新，《〈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法学评论》1991年第1期
13 黄辞嘉，《沈家本——我国法制现代化之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第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 张生，《从沈家本到孙中山——中国法律的现代化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02年第1期
15《寄?文存》
16 指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后沈家本无端遭到拘押
17 饶鑫贤，《中国法律史论稿》，第391页，法律出版社
18 如慈禧说：“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清史稿·刑法志》）。如此修律完全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以继承改造中国旧有法律为出发点，无异于把法律的变革等同于法律制度的西方化。
1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858页
20《奏刑律分则草案告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