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2001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政策措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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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龙井岂能发展成为“浙江龙井”？”

日前，有朋友询问我：西湖龙井茶与“浙江龙井”有什么异同？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没什么区别。然而，朋友对我的答复似乎显得很惊讶，身为浙江人，竟然还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异同。坦率地说，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离开浙江已近20年的时间，记得小时候，父辈们就经常说起，西湖龙井茶始于唐朝，闻名于元明年间，产于杭州市西湖区西湖乡，后来产区逐渐扩大到龙坞乡等整个西湖区，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而享誉世界，世人称之为“西湖龙井”，1958年被评为我国十大名名茶，且位列第一，畅销全球，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

我虽然身在异乡，但近些年来，也偶尔听到“浙江龙井茶”一词，可我始终认为，此茶的原产地就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与西湖龙井茶没什么不一致。但朋友告诉我，两者在品质、味觉、色香、价格、产区等方面截然不同，“浙江龙井茶”的原地产地是指除杭州市之外的浙江省其它市县，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后起之秀”，且备受浙江省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产业化、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当地政府拟将两者统一申请注册为“浙江龙井茶”的证明商标。听罢此言，我感到非常诧异。居于我国十大名茶之首的“西湖龙井”为何至今还没有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让人不可思议、且需要提出质疑的是，两者源于不同产地且不具有内在联系的商品怎能竞相发展？当地政府又怎么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将两者合二为一？被世人视若珍宝的西湖龙井茶怎能纳入“浙江龙井茶”统一申报为证明商标？我本人认为，浙江省有关部门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妥。

原产地名称权不允许混淆。西湖龙井茶，是标示这种商品的产出地为杭州市西湖地区，是表示此商品与该地区的地理特征、原材料、质量、特色、传统工艺等因素密切关联的区别性标志，即原产地名称。其产品的声誉在本质上取决于其原产地域的地理条件，是与商标有关的商品区别标志，在知识产权领域里称为“地理标志”。WTO《知识产权协定》将地理标志与商标一样，作为并列的知识产权保护对象，是属于知识产权范畴。在商品上使用原产地名称，必须具备：原产地名称是确实存在的地理名称，而非臆造、虚构的地名；原产地名称的使用人，是该产地利用相同自然条件、采用相同传统技艺的生产经营者；原产地名称所附着的商品是驰名的地方特产，在原产地以外的广大地域范围内为公众所知晓。原产地名称作为识别商品来源的地理标识，早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就被列为保护客体，它不仅表示某一商品的产生地，还有保护商品的特定品质、声誉，表示商品所利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作用，与商标具有同样效果，都是表示商品来源的专用标记，其目的在于帮助广大消费者认牌购货，防止消费者误认。与商标的基本功能所不同的是，原产地名称是与特定地域的某类生产经营者相联系。原产地名称属于工业产权，也是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之一，假冒、盗用原产地名称，造成商品生产地的混淆，不仅损害了原产地企业和驰名特产的声誉，而且欺骗了广大消费者，因此为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所禁止。我们从近几年出名的“浙江龙井茶”来看，该商品并非来源于杭州市西湖地区，但外地的广大消费者通常不会去加以细分，正如与笔者一样，大家一般都会认为，此商品就是西湖龙井茶。倘若当地政府部门将两种不同产地、具有不同自然条件和传统工艺的商品合二为一，通过行政手段赋予它们统一的称谓，那么必将误导、欺骗广大消费者，进而侵害到西湖龙井茶所具有的知识产权。

原产地名称产品的范围不能任意扩大。西湖龙井茶驰名中外，备受青睐，其声誉的形成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而是经过了千百年漫长的发展历史。由于西湖龙井茶制作工艺复杂，产量稀少，价格昂贵，供不应求。导致近些年的“傍名牌”现象不断出现。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带动原产地域产品周围地区的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地政府有意识地通过行政手段，开始进行“傍名牌”，其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原产地域产品范围的申报。1999年 8月，在杭州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下，西湖龙井茶成为国家质监总局公布的国家首批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对象，但其保护范围进行了无限的扩大。根据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发布的28号《龙井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公告，批准龙井茶原产地域为西湖产区（杭州西湖区行政区域内，面积168平方千米，茶园面积900公顷）、钱塘产区（杭州市的萧山、余杭、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等行政区）、越州产区。从此以后，西湖龙井茶原产地域产品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杭州市的周边地区，由此而来，先前所存在的“傍名牌”现象变成了合法化，西湖龙井茶的声誉无形中也受到了影响。近两年，“龙井茶”的生产遍布浙江省各地区，从而谈化了西湖龙井茶这一驰名品牌。随着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十大名茶先后取得了证明商标，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位列第一的西湖龙井茶却迟迟不能申报证明商标。近来，浙江省有关部门拟统一为“浙江龙井茶”申请注册证明商标，从而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扩大“龙井茶”的生产范围。对此，笔者认为，西湖龙井茶形成今天的驰名度与其所具有的土壤、气候、水质、原料、传统制作工艺、加工技术等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有关，然而这些因素在浙江省的其它地区并不完全具有。如果我们将不具有特殊地理标识的证明赋予其它地域的商品生产者，不仅对特殊地域经营者的权利是一种侵犯，而且也严重侵害了驰名商品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在外地人的心目中，西湖龙井茶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遵守诚实信用的义务，不能以假乱真，来误导公众消费。

应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原产地名称权。原产地名称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属于特定范围的若干生产经营者的共有权利，应该归属于该地区相关的所有生产经营者，其它地区的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原产地名称权。西湖龙井茶产于特定的地区，这一地区的生产者经过千百年代的共同经营，又经过历代有识之士的研究和宣传，才最终形成世界驰名的原产地名称。因此，西湖龙井茶是属于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当地政府部门应该通过法律手段给予保护。WTO《知识产权协定》是目前保护原产地名称权的最新的国际条约。该协定第22条对地理标记作了专门规定，要求缔约国政府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发生侵害原产地名称的情形。对于下述的情况，均属于协定所禁止的内容：在一货物的标志或说明中使用任何手段标明或暗示所涉货物来源于真实原产地之外的一地理区域，从而在该货物的地理来源方面使公众产生误解；构成属于《巴黎公约》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任何使用。如一商标包含的或构成该商标的地理标识中所标明的领土并非货物的来源地，且如果在该成员中在此类货物的商标中使用该标识会使公众对其真实原产地产生误解，则该成员在其立法允许的情况下可依职权或在一利害关系方请求下，拒绝该商标注册或宣布注册无效。虽在文字上表明货物来源的地区或地方，但却虚假地向公众表明该货物来源于另一地区的地理标识。我国是WTO《知识产权协定》、《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原产地名称权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受到保护。笔者认为，对于西湖龙井茶最有效的保护方法是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依据我国《商标法》第十六条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作者：谷辽海
2006年6月3日于北京

《婚姻法》解释(三)第1条的立法缺陷与司法救济
王礼仁
2011年8月12日公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存在明显缺陷，如何进行司法救济，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内容及其立法背景
（一）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原文内容：
第一条 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第一条立法背景简介
上述第一条规定在讨论过程中争议较大的是第二款的内容，从立法进程上考察，可以说是几经反复。第一条最初稿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因婚姻登记中的瑕疵问题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属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的，应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而2010年11月15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但由于在讨论中人们对该条的意见较大，认为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等于没有规定。因而，要求对瑕疵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予以明确。但对其内容应当如何设计有不同看法。而主要者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主张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诉讼，以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另一种意见主张应当恢复初稿内容。现在正式通过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即不是第一种意见，也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来的内容，而是作了一个令人寻味的、颇有想象空间的规定，即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行政诉讼内容的（即“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立法缺陷

在我看来，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不能解决问题。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在立法形式上作了一种应付性交代，事实上根本不管用。

（一）这种规定是多余的

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行政诉讼内容的，几乎不存在或很少。因为“主张撤销结婚登记”，这是一种行政诉讼性质。稍有一点法律知识的人，不可能在民事诉讼中打行政诉讼官司，即在民事诉讼中“主张撤销结婚登记”。在民事诉讼中，除了离婚外，关于婚姻效力的诉讼，其诉讼标的只涉及婚姻婚姻关系本身有效与无效、或成立与不成立（包括存在与不存在）。一般只有婚姻无效之诉、婚姻撤销之诉、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因而，在民事诉讼中，“主张撤销结婚登记”，当然不行，无需规定自明。

（二）这种规定不管用

所谓“告知其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是一条难以行通的路径。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主张撤销结婚登记，你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事实上也不能解决或不能有效解决。这主要是因为“行政复议不能”和“行政诉讼无能”所造成的。

1、“行政复议不能”，行政复议的路径不通

所谓“行政复议不能”，就是婚姻瑕疵纠纷，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历史背景或原因。即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时，只能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
目前，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在这种法律体制下，如果再允许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有关部门规章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因而，民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职能。
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民政机关无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能力。
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的情形众多，哪些应当撤销，哪些不应当撤销？哪些影响婚姻的成立或效力，哪些不影响婚姻的成立或效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于法学家来讲，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内，都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方案。婚姻登记机关的基层工作人员，怎么能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作出判断？
第四，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
其一，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起诉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 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起诉民政机关。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因而，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是正确的，没有必要重新恢复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否则，婚姻无效制度的例示规定就会荡然无存，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将会被撕得粉碎。

2、“行政诉讼无能”，其功能难以有效解决地婚姻登记纠纷

所谓“行政诉讼无能”，就是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行政诉讼虽然可以解决部分婚姻登记纠纷，但从总体上考察，行政诉讼不适用婚姻登记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至少有十个方面的缺陷，包括行政证据规则、行政诉讼时效等都不适用婚姻瑕疵纠纷（见笔者《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不走正门走侧门——对用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的质疑》等）。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即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程序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在同一婚姻关系中，涉及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需要同时作出判断时，行政诉讼更是无以应对。如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9年的行政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的婚姻登记案。［ ］本案虽然撤销了婚姻登记，但当事人在1994年2月1日前即同居，构成了事实婚姻。行政判决仅仅撤销婚姻登记，则与实际婚姻关系相互矛盾。可能会使当事人误以为双方已经不存在婚姻而另行结婚构成重婚。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还列举几个婚姻行政诉讼判决加以说明：

（1）“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由于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许多行政判决不得不“变调”，即由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起诉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 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起诉。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起诉。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 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2）判了等于白判，不解决问题的无用行政判决

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行政诉讼案件。张二龙起诉认为自己没有办理离婚登记，其离婚无效，要求撤销离婚登记。而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均认为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离婚的根据不足，但考虑到张先梅在领取离婚证后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最后作出这样的判决：“确认庐江县民政局为张二龙与张先梅办法的离婚证的行为违法”。 这种判决，不仅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而且含糊不清，使当事人不知所云。因为离婚登记行为违法并不等于离婚无效，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是否有效？判决并没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无能与无赖，而作出的无用判决。这种判决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判了等于白判。